幸福不是必然 需要擇善堅持|李卓人

幸福是什麼?幸福是一種感覺,一種人與人透過愛與關懷連結的狀態,令人有滿足感,對生活充滿希望。幸福不止於物質的富裕,更包括精神價值的豐盈,人能堅守美善、追求公平正義,才會不窮得剩下金錢。

不過,幸福不是必然,也不僅靠個人的性格、努力去營造。一個家庭以至社群的幸福和睦,都需要有充份的社會條件和制度去滋養,就如一地草木不生,土壤不佳也有責任。

今日香港,特區政府迎合中央,亂花公帑起大白象工程,卻吝於改善民生、保障退休長者和弱勢社群的權益;土共煽動民粹,不問道理、立場先行,將文革風帶來香港,意圖撕裂社群;不少香港人聞見政治紛亂,加上雨傘運動後的政治低潮,催化了政治無力感,造成大眾對政治冷漠,有心有力者甚至再思移民的現象。

但我認為,政治低潮和無力感,其實有意無意掩蓋了不少傘後團體和佔領者在社區和專業界默默耕耘,寸土必爭的事實。而且,這幾年有不少成功的勞工運動,令從事清潔工、巴士車長、航空服務員的勞工待遇得到改善。這些改變不是天掉下來,而是靠團結爭取。

今日我們的時代使命,最重要是守住法治、自由,秉持民主、人權、團結、公義的信念;在日常生活爭取突破,改善民生,逐步令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幸福家園。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擇善堅持,鍛練我們對抗逆境的耐性和韌性,一步步向目標邁進。

我參與工運、民運三十年,見證民主運動內部在出現政治路線分歧和世代之爭,此皆非新事。所以,在持守信念的同時,我們要真誠抱持善念和謙卑的態度,本著大局和長遠視野,好好承傳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我堅守在運動之中,就是繼續做好守護、傳承、團結的使命。

幸福不是必然,需要擇善堅持。我和劉小麗一樣,希望所有為香港好的人,都和我一樣,擇善堅持,守護平凡的幸福。

李卓人:從《社團條例》歷史看中共鬥爭策略

【文︰李卓人(工黨副主席)】

今次特區政府建議用《社團條例》禁制香港民族黨的運作,看到中共的鬥爭策略是處心積慮。

現時的《社團條例》,源於殖民地時代為對付三合會組織的 1920 年《社團條例》。到 1949 年後,英殖政府修訂法例,規定若社團為香港以外地方分會,則可被拒註冊,明顯是針對中共的舉措。1991 年人權法實施,到 1992 年修訂法例,引入香港安全概念。當時的保安司解釋,「香港安全」一語只能夠指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存或福祉,而不能夠指政府或代表部分或少數利益人士的生存或福祉。顯然,當時的英殖政府都擔心香港安全概念被濫用而作特別解釋。

到近 1997 年,中共借彭定康政制方案,乘勢另起爐灶,設臨時立法會,並偷偷摸摸地在深圳開會,在 1997 年 5 月通過 1997 年《社團條例》,將「香港安全」改為「國家安全」,暗中將《基本法》23 條分拆立法,引進國家安全概念。當時臨立會在沒有記名表决下通過。另外,臨立會亦修訂《公安條例》,並用作檢控雨傘運動參與者,還要廢除我代職工盟提交並獲通過的集體談判權法例,又是臨立會做的好事。

中共的鬥爭策略從來都是敵退我進,敵進我退,不斷地評估形勢步步進逼。中共在九七前用臨立會的空間立惡法,但同時又明白市民對《基本法》23 條立法會非常敏感,當時未有立法。然後法例備而不用,在九七回歸時,製造一個祥和氣氛,安撫民心。到 2003 年董建華提交法案,企圖就《基本法》23 條立法,收緊香港言論空間,但香港人強烈反擊,超過 50 萬人到行上街頭抗爭,特區政府只有鳴鑼收兵。不過到了 21 年後的今天,就亮出殺手鐧,以《社團條例》的國家安全條文建議禁制香港民族黨的活動。

令香港人最擔心的是國家安全的定義模糊,保皇黨急急表態,指言論、組黨宣傳港獨就威脅國家安全。香港人絕對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共會按普通法或國際公約定義國家安全。我們不能忘記劉曉波推動《零八憲章》就是危害國家安全,連製作「銘記 8964 酒」、維護人民基本權利的維權律師都被指為危害國家安全。

不是我們對法庭沒有信心,但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人大釋法在前,每次中國在處理政治問題時,絕對不會依從香港法院,只會輸打贏要。輸了官司就用人大釋法,根本沒有可能由香港法院獨立處理。而人大釋法權又是中共在草擬《基本法》時的堅持,可見其處心積慮。

香港實施普通法和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那麼解釋國家安全應參考約翰內斯堡原則,政府必須證明有必要限制,而且牽涉暴力影響國家存亡及領土完整。這是維護言論自由丶結社自由,不應以言入罪的清晰根據。可惜,中共無法無天,按政治需要解釋法例,哪會尊重國際公約!

僅記伏爾泰名言:我不認同你的觀點,但會以死捍衞你的權利。讓我們用這精神反對保安局局長取締民族黨,捍衞港人基本自由。

中國關我乜事(文:李卓人)

六四29周年的今天,有人選擇遺忘,有人選擇冷漠,有人選擇堅持。這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共政權要人民忘記六四開槍鎮壓的歷史,禁制任何六四提述,連賣「銘記六四酒」也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香港,我們有記憶的自由,中共政權便以利益麻醉我們的良知,用發展經濟的歪理合理化六四開槍,並將《基本法》第23條立法架在香港頭上,企圖禁制香港反專政言論。

「結束一黨專政」是新紅線?

人大新貴譚耀宗便在中國通過新憲法後,率先提出在香港提出「結束一黨專政」便可能違憲。他指出中共已修憲,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加入憲法條文,而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如果往後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立場,可能會與憲法新修訂的內容及基本法有牴觸。譚耀宗的言論肯定是中央「試水溫」的放話。人大釋法將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解釋為參選人的資格,但這條紅線在中共手中如何應用,又是一貫中共手法:無法無天、隨時移動。昨天可以是「自決」,今天又可以隨意地說不能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對中共的任意解釋,港人根本是防不勝防。我們冇得估亦不應去估,墮入專政為港人設的陷阱。我們只有毋忘初心,繼續為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戰鬥到底。反DQ(取消資格)、反紅線的最好策略,就是團結市民一起抗爭,而不是自我審查,將香港的空間自我收縮。

八九民運 塑造港人身分

支聯會要面對的挑戰不是譚耀宗之流,而是冷漠和思想衝擊。最近幾年,香港開始出現「中國唔關我事」的聲音,而不去六四燭光晚會成為部分學生代表突出身分認同的方法。我理解新生代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我的一代成長在苦難的中國,讀的是傷痕文學,關心的是中國人權,見到的是簡樸人民。但「90後」新一代成長在財大氣粗的中國,中共專政高壓剝奪港人民主權利,干預香港制度,見到的是「強國人」的霸道。我明白兩代成長背景不同,對中國的感情有所不同。隨着中國大陸對香港打壓的升溫,我們這一代對中國的反感同樣增強。我們清楚意識黨不同於國,但中共卻不斷宣傳「黨等同中國」,實在令國家觀念受到污染。

正因為中共黨國不分,我理解部分學界領袖會為了表示自己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便以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來突出自己的身分認同。但是否切多了、割盡了?八九民運其實是塑造港人身分的重要歷史。

八九民運是最本土的政治運動,對一代人起着政治啟蒙作用。從身分認同角度探索,我敢說港人身分在經歷八九民運後,基本上成形。港人在八九民運的角色有別於任何中國大陸城市、有別於海外。當年在香港有最大規模的遊行丶籌款丶譴責屠城的靜坐,有「黃雀行動」,有支聯會成立。在特定的時空,港人發揮了香港空間的最大作用。沒有香港,哪有黃雀行動。黃雀行動從內地拯救數百民運人士,讓他們經過香港,到海外獲得政治庇護。在那時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進入了我們的基因。這與中共專政是先天性存在矛盾。八九民運及主權移交之後的中港矛盾,其實就是兩套價值觀的衝突。 中共愈專政,衝突就愈大,而香港的空間就愈受威脅。支持平反六四的抗爭,就是兩種價值衝突的其中一個戰場。撤出這戰場,港人身分突出了,但我們的普世價值會否模糊了?

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切割的不單是中國,切割的也是公義。1989年6月4日殺人政權向人民開槍,出動坦克車清場,追究屠城責任就是公義。中共專政在香港搞DQ議員和參選者、搞政治檢控破壞香港法治、搞洗腦教育等,目的在削弱香港反對中共的力量。難道這專制政權與我們無關?可能大家認為中國大陸打壓香港,港人必須抗爭;但中共在大陸的鎮壓就與我們無關。我認為香港絕不能獨善其身,任何能削弱中共政權專政的力量,我們都應支持和結盟。 這是道德感召,也是策略。香港發起全球關注劉霞自由,不正是在國際層面與中共專政抗爭?部分學界領袖指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是五大綱領中最不能接受的一項,因為港人要的是「民主香港」,「民主中國」與我們無關。但民主應是普世價值,而當中共專政打壓香港,中國民主化不正是為香港帶來生機?

沒有分裂的本錢

現在中共專政對香港已從「溫水煮蛙」到「全面加熱」。面對強權,我們沒有分裂的本錢,團結抗爭才有出路。請大家六四到維園點起燭光,悼六四英靈,一起望着燭光、看着錄影、聽着歌曲,想着八九民運一幕又一幕,思考港人身分與中國民主的關係,一起尋找未來抗爭方向的平台。香港前途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對香港最大的挑戰不是專制政權,而是港人的冷漠。我們能否「槍口一致對外」,以我們的論述和行動去感動香港每一個人,一起為民主奮鬥?

六四維園見!

立法會九題:警方繼續調查銅鑼灣書店事件

  以下是今日(七月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的書面答覆:

問題: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在失蹤近八個月後於上月十四日回港,並在兩日後召開記者會,公開交代他在內地被內地當局拘留的情況。林先生又透露,有兩名屬中央專案組的內地人員陪同他回港,並要求他將載有書店賣書紀錄的電腦硬碟帶回內地,以及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定時向他們報告在港行蹤。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在上月二十日表示,會以書面向中央反映港人對銅鑼灣書店五名股東或職員失蹤事件的關注和顧慮,以及檢討和改善現行《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關於建立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並在有需要時派員到內地跟進有關事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上述兩名陪同林先生回港的內地人員的身分,以及他們持哪類簽注入境;

(二)有否評估,內地人員在港監視懷疑觸犯內地法律的港人及搜集涉案證據,是否屬於跨境執法、跨境執行職務或違反逗留條件;如有評估而結果如此,當局會以甚麼方式跟進和追究;及

(三)鑑於有市民極度關注這宗內地執法人員懷疑跨境在港執法的事件,並表示如該事件屬實,便意味內地當局摧毀了「一國兩制」,行政長官會否考慮親身前往北京,直接與中央跟進此事;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李卓人議員的提問,現綜合回覆如下。

  警方一直就銅鑼灣書店事件積極進行調查,並主動向內地當局查詢及尋求協助。

  今年六月及七月,警方與林榮基先生多次會面及錄取口供。會面期間,林先生陳述了他在內地及返港後的情況。警方已就林先生的情況作出評估。現階段沒有實質證據顯示林先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但基於他的個人憂慮及公眾對事件非常關注,警方決定向林先生提供人身保護,而林先生同意有關安排。警方會繼續就林先生聲稱被跟蹤的事情作出跟進調查。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嚴格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及《基本法》處理香港特區的事務。《基本法》只授權香港的執法機關在港執法。香港以外的執法機關,包括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關,在香港無權執法。所有香港境外的執法人員如果在香港執法,是違反香港法律,不能接受。任何人士在香港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如有任何違法行為,警方會依法處理。就銅鑼灣書店事件,警方的調查仍在繼續。警方現階段沒有發現證據顯示有「跨境執法」。

  任何人士無論前往任何地方,都應「入境問禁」,避免墮入法網。任何人身在內地都要遵守內地的法律。

  就銅鑼灣書店事件,行政長官在六月二十日會見記者時已清楚表明非常重視事件,並理解各界對事件的高度關注。他表示就事件作出三項決定:第一,在六月二十日向中央用書面即時反映香港人的關注和顧慮;第二,香港人在內地或其他地方均需遵守當地法律。如香港人在內地違反內地法律,特區政府和內地設有通報機制。特區政府會檢討有關通報機制的安排,務求可以改善通報時間和透明度,使特區政府盡快了解有關香港人的下落和知會他的家屬,確保他的人身安全,以及保障他在法律下應有的權利,同時提供可行協助;第三,在有需要時,會派特區政府官員到內地跟進上述決定。

  在七月五日,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署理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前往北京與公安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等有關部門,就進一步完善通報機制進行第一輪磋商。雙方同意重點就通報時限、通報內容、通報範圍、通報渠道等方面進行修改和完善,使機制將更加有利於保障兩地居民的合法權益。在會議上,特區政府官員亦聽取了內地有關部門就林榮基案,以及今年三月十四日在大埔發生一宗找換店劫殺案疑犯在內地被捕情況的通報。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特區政府關於改善通報機制的建議。在上述會議上,雙方有積極及互動的討論,取得階段性成果。雙方並同意約在七月底進行第二輪磋商。與此同時,警方繼續就銅鑼灣書店事件積極進行調查工作。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7時00分

立法會二題:新界小型屋宇

  以下是今日(六月二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答覆:

問題:

  新界小型屋宇(俗稱「丁屋」)政策的原意,是讓年滿十八歲而父系源自一八九八年時為香港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性原居村民(下稱「原居民」),得以一生人一次向當局申請,在其所屬鄉村內的合適土地上建造一所丁屋作自住用途。據報,原居民出售丁屋權益(俗稱「套丁」)的情況猖獗。有不少沒有土地的原居民與土地業權人簽訂秘密協議,由原居民名義上從土地業權人購得土地並向當局申請建造丁屋,土地業權人則斥資建造丁屋;原居民須把建成的丁屋轉售予土地業權人指定的人士,並獲土地業權人支付一筆巨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原居民在五年限制轉讓期內,在繳付按折扣因子計算的土地補價後,或在該限制期過後免繳土地補價,可轉讓以建屋牌照或換地方式批建丁屋的業權,而有市民指出此安排變相鼓勵原居民轉讓丁屋業權圖利,有違丁屋政策原意,當局會否規定原居民出讓該等丁屋時須繳付十足土地補價,以降低轉讓丁屋業權的誘因;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有意見認為原居民在丁屋落成後不久轉讓丁屋業權圖利,有違丁屋供原居民自住的政策原意,當局會否考慮禁止原居民在某期限內轉讓以任何方式批建丁屋的業權;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制訂打擊套丁活動的措施,包括會否恢復二○○七年以前的做法,規定申請建造丁屋的原居民須作出法定聲明,保證他從未就其丁屋權益或申請丁屋契約的資格作出轉讓安排;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小型屋宇政策自一九七二年起實施。根據有關政策,一般來說,年滿十八歲、父系源自一八九八年時為香港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性原居村民,得以一生人一次向當局申請,在其所屬鄉村內的合適土地上建造一所小型屋宇自住。

  根據現行政策,小型屋宇一般在發出「滿意紙」前不得轉讓。若小型屋宇申請人在其申請獲批及建成小型屋宇後打算轉讓其小型屋宇,須根據適用的轉讓限制向地政總署提出申請,如申請獲批,則須繳付所需的土地補價。

  就問題的各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現時,小型屋宇轉讓的限制及土地補價機制簡述如下:

(a)若小型屋宇批約是以建屋牌照方式批出,即申請人在自己擁有業權的土地上建造小型屋宇,當小型屋宇持牌人在獲發「滿意紙」後的五年轉讓限制期內轉讓其小型屋宇,他須向地政總署提出申請,如申請獲批,則須繳付所需的土地補價,方可出售其小型屋宇。當建屋牌照的五年轉讓限制期屆滿後,小型屋宇持牌人可自由買賣其小型屋宇,無須向地政總署申請,因此亦不涉及土地補價。

(b)若小型屋宇批約的土地是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的政府土地,則該小型屋宇承批人在獲發「滿意紙」後,無論任何時候轉讓其小型屋宇,均須向地政總署申請撤銷批約內的永久轉讓限制,如申請獲批,則須繳付所需的土地補價,方可出售其小型屋宇;而所需繳付土地補價為有關地段的市值地價。其市值地價會根據該地段的批地條款及參考有關物業的市場交易資料作出評估。

  另外,小型屋宇批約的方式還包括較少數在鄉村擴展區內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政府土地的批約及以換地方式批出的批約,此等批約受其適用的轉讓限制及土地補價機制約束。

  以私人協約方式獲批政府土地興建小型屋宇與以建屋牌照方式獲批興建小型屋宇不同,前者在其撤銷轉讓限制申請獲批時須繳付市值土地補價,而後者則由於土地本屬小型屋宇申請人所有,因此撤銷五年轉讓限制的土地補價,主要乃反映該小型屋宇地段當時受轉讓限制規定的情況與撤銷轉讓限制後可提早自由買賣的情況兩者之間的土地價值差別,並不涉及政府重新收取該私人地段的市值地價。具體而言,轉讓限制的剩餘年期越短,土地補價水平越低,相反亦然。

  現時的小型屋宇已有適當的土地補價評估機制,我們目前未有改變有關機制的打算。

(二)一九七六年二月之前,小型屋宇的批約並沒有轉讓限制的條款。政府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在所有的小型屋宇批約內加入五年轉讓限制的條款,並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將透過私人協約方式獲批政府土地興建的小型屋宇的轉讓限制期延至整個批地年期(即「永久轉讓限制」)。然而,此永久轉讓限制並非不能撤銷,正如上文(一)(b)所述,小型屋宇承批人可向地政總署提出撤銷轉讓限制申請,如申請獲批並繳足所需的市值土地補價,便可自由轉讓其小型屋宇。

  我相信大家亦理解,現行的政策行之已久,而政策所牽涉的考慮繁多。任何涉及改動小型屋宇政策的建議,均需要作整體和全盤的詳細考慮,不能忽略法律、環境、土地規劃、土地需求以至相關持份者權益等複雜問題,這些問題均需要審慎檢視。就李卓人議員在提問中建議規定在某期限內絕對禁止轉讓小型屋宇,我們未有計劃進行有關諮詢。在未進行充分諮詢和仔細研究的情況下,我們不應亦不能輕言更改。況且,當中相當部分的小型屋宇是以上文(一)(a)所述的建屋牌照方式獲批興建,持牌人原先已擁有其私人土地。此外,引入絕對禁止轉讓期,令小型屋宇持牌人或承批人未能因應其個人或家庭情況和需要的轉變而轉讓小型屋宇,未必合理。要在短時間內敲定一個合適而方方面面持份者都能接受的新政策,實不容易。而發展局需要優先處理的工作,是增加短、中期的土地供應,和推展各項工務工程並控制其成本,在現屆政府餘下的任期內,檢討或考慮有關修改小型屋宇政策的建議並不是我們工作的優先選項,時間上亦不切實可行。

(三)現時,地政總署在處理建造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要求申請人就其原居村民的身分及以前未曾接受過當局以任何優惠條件批建小型屋宇的事實等作出法定聲明。如申請人向地政總署申請以建屋牌照或換地方式批准建造小型屋宇,申請人在其法定聲明中必須聲明是擬建小型屋宇相關地段的唯一合法註冊業權人。

  小型屋宇申請人在簽立小型屋宇契約時,亦須透過載於小型屋宇契約內的保證條款,保證他從未就其發展小型屋宇的權益或申請小型屋宇契約的資格作出轉讓安排。若發現承批人或持牌人違反契約條款,地政總署可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區域法院早前就一宗「套丁」案件的判決說明,若任何人士透過虛假陳述或詐騙行為騙取政府的審批,便是涉及違法行為,即使涉事人沒有作出法定聲明,有關違法行為經執法部門查明屬實可作刑事檢控。因應有關判決,對於懷疑承批人或持牌人以不誠實手法欺騙地政總署簽發小型屋宇批約或違反保證條款的個案,地政總署會繼續作出跟進,並按需要與執法部門合作及全面配合有關部門的調查工作。

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3時10分

立法會八題:處理交通擠塞及違例泊車措施

  以下是今日(六月八日)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正研究在中環及其鄰近地區推行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然而,有不少司機向本人反映,指該計劃對紓緩中區交通擠塞問題的效用不大,因為違例泊車才是問題的主要原因。雖然當局一直強調會就中區違例泊車的情況加強執法,但有傳媒在今年二月中連續多日觀察後發現,於繁忙時間有過百部車輛在中區一帶道路違例停泊,而部分車輛是政府高官使用的座駕。此外,有民間團體在本年三月中於中區畢打街及遮打道進行三日的觀察後發現,違例泊車及在不當地方上落客貨的問題非常嚴重。該民間團體在該兩條道路錄得共1 617架次違例停泊,但同期只錄得警員作出執法行動(例如向違例泊車的司機作出勸諭或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13次(即違例停泊與執法行動的比例為124:1)。此外,該民間團體在三月十一日適逢舉行的「港島總區交通日」,於上述兩條道路錄得共1 226架次違例停泊,卻只見到警員作出六次執法行動(即違例停泊與執法行動的比例為204:1)。有市民因此認為當局所謂「加強執法」只是虛應故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會否以身作則,制訂有效措施杜絕政府車輛在中區違例停泊的情況,以紓緩中區的交通擠塞問題;如會,詳情為何;及

(二)當局會否重新檢視其打擊中區違例泊車的政策,並加強執法,以有效管理該區的交通?

答覆:

主席:

  就李卓人議員的提問,現綜合答覆如下:

  政府一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處理道路交通擠塞問題,並於二○一四年三月邀請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進行研究,探討導致本港道路交通擠塞的原因及解決方案。交諮會於二○一四年年底向政府提交報告。政府接納報告,並會分階段推展交諮會所建議的一系列短、中、長期措施(詳見附件);在推展過程中會考慮持份者意見、可行方法和海外經驗等。

  交諮會認為有必要調高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以恢復阻嚇作用。香港路面空間有限,但有部分駕駛者為求個人方便,將汽車非法停泊或停留在道路上,或在限制區內上落客或裝卸貨物,影響路面交通。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額,曾於一九九四年調高,之後便一直未變;就此,政府在去年底提出將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相應調高50%,以恢復原來的阻嚇作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及部分社會人士對政府的建議提出了許多意見,政府會加以考慮並適時向立法會提出法例修訂。

  在提高定額罰款之同時,有必要強力執法。警務處會加強對交通違例事項進行執法和檢控工作,並重點打擊嚴重交通擠塞的非法泊車黑點。中區是其中一個極受關注的地區,警務處於今年首四個月已於中區發出超過20 00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予違例停泊車輛,相比去年同期上升約3%。警務處在今年四月推行新的「2016重點交通執法項目」,透過執法行動及一系列教育及宣傳工作,針對道路使用者一些可能導致交通意外及阻塞交通的不良行為。

  打擊違例泊車及違例上落客貨是今年重點交通執法項目之一。舉例來說,警務處在今年六月一日起推行為期一周的全港反違例泊車行動,旨在打擊違例泊車及其他引致交通阻塞的違法行為,以改善交通擠塞情況。行動期間,警方會進行嚴厲執法,票控違例人士,尤其是雙行泊車及於限制區內停泊等候的車輛,或在禁區內非法上落客或貨物及停車等候。如發現有司機蓄意違例泊車,造成交通阻塞,甚至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警方除了會進行多次票控及檢控司機外,亦會考慮將有關車輛拖走。警務處會繼續根據「2016 重點交通執法項目」,不定時在全港不同地區進行反違例泊車及違例上落客貨的行動。

  在教育及宣傳工作方面,警務處會繼續與各持份者(包括道路安全議會)保持緊密聯繫,推動公眾參與,收集及交換在交通擠塞及違例泊車等議題上的意見,以研究處理交通擠塞的改善措施。警務處亦會從不同途徑加強宣傳,例如拍攝宣傳短片及透過傳媒和社交平台等媒體,鼓勵道路使用者肩負保持道路暢通的責任,不能違例泊車,從而減低道路負擔及避免造成交通意外。

  為保持交通暢通,運輸署亦在全港各區因應具體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交通管理措施,例如設置限制區,以禁止所有或特定車輛在繁忙時間於路旁上落客貨;於繁忙路口劃設黃色方格,以避免路口阻塞而導致交通擠塞,以及調整交通燈燈號的控制,以盡量提高路口的行車流量,減少交通延誤等。警務處會與運輸署保持緊密的溝通及合作,密切留意各區交通情況和檢視有關交通管理措施的成效。

  至於政府車輛,政府物流服務署指出,政府司機與其他所有道路使用者一樣,在執行職務時必須遵守《道路交通條例》,不可違例泊車。此外,政府的《駕駛政府車輛常規》亦已訂明政府司機必需遵守所有現行交通規例,違規者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該署會再次提醒各政府司機在執行職務時必須遵守有關道路交通條例。而警務處在維持交通秩序下,如發現有司機違例泊車,不論是政府司機或其他道路使用者,均會一視同仁,採取執法行動。

2016年6月8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4時15分

立法會六題:航空公司機組人員過勞個案

  以下為今日(二月十七日)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國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在二○一四年接獲近1 100宗關於機組人員出現疲勞狀態(機組人員疲勞)的報告,較二○一三年接獲的報告宗數上升38%。此外,據悉在近期呈報的其中一宗個案中,一架貨機的兩名機師均被指於去年七月駕駛該貨機進入碇泊區期間曾短暫打瞌睡,而該情況有可能釀成災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民航處是否知悉曾出現機組人員疲勞的個案;若知悉,民航處有否就該等個案進行調查;若有調查,結果為何;

(二) 民航處是否知悉香港的航空公司在去年接獲的機組人員疲勞報告總數;若知悉,該等報告的數目為何,而民航處有否與有關的航空公司採取跟進行動,以期減少出現機組人員疲勞的個案;若有,所採取的跟進行動的詳情為何;若沒有採取跟進行動,原因為何;

(三) 民航處有否定期監察機師的飛行時數及機師疲勞對乘客及機組人員的安全所構成的影響;若有,相關工作的詳情為何;

(四) 民航處按何理據在飛行標準CAD371(避免機組人員出現疲勞狀態)作出候勤當值規定,訂明若一名候勤機組人員奉召在某個飛行當值時段執勤,而報到時間是在編定的候勤當值期結束之後,則該段編定的候勤當值期的開始時間與飛行當值時段的結束時間可相隔的最長時限為23小時(23小時規則);鑑於近期一項科學研究指出,處於不眠狀態17小時等同血液中有0.05%的酒精含量,民航處會否檢討該23小時規則,以減少機組人員不眠狀態時數及避免出現機組人員疲勞的情況;及

(五) 對於國泰航空於二○一一年設立的疲勞風險管理系統委員會在過去五年舉行的會議,有否任何民航處人員曾經出席其中任何一次會議;若有,他們出席該等會議的次數為何;民航處有否計劃規定所有香港的航空公司設立類似的委員會,藉以監察及管理機組人員疲勞情況?

答覆:

主席: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就航空安全訂定了非常嚴格的標準,民航處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的規定,定期對航空公司作出仔細審查,包括飛行檢查和運作記錄檢查,以確保飛行運作符合適航和安全標準。此外,民航處亦會審視航空公司定期提交的報告。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的規定和國際慣例,如同其他事件一樣,疲勞個案按至少兩層的風險管理級別劃分和處理,即那些對安全沒有影響或影響甚低、不屬於強制呈報事故計劃(註一)範圍的個案,以及那些航空公司必須向民航處呈報的個案。第一類與機組人員過勞有關的個案在航空公司內部呈報和調查,航空公司無須向民航處呈交報告。至於第二類與機組人員過勞有關的個案,則須按強制呈報事故計劃向民航處報告。這些個案的風險水平不一,有些涉及向航空公司提議有關避免機組人員過勞的改善措施,例如改善輪值制度;有些則是關乎個別人員過勞或主觀認為出現過勞情況的報告。

  至於李卓人議員的問題引言中所提及的1 100宗機組人員出現疲勞狀態的報告,據有關航空公司提供的統計數據,該些個案的整體風險水平不高,其中須根據強制呈報事故計劃向民航處呈報的個案只有29宗,佔其中約2.6%。有關航空公司已調查全部個案,並聯同民航處在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的定期審查會議上審核、討論及接納有關調查結果。

  至於在同一引言中所提及的涉及兩名機師的過勞個案,民航處已按照既定程序與航空公司跟進。根據該航空公司於二○一五年九月按強制呈報事故計劃向民航處提交的調查報告,該航班負責監控的機師(即個案中的副機長)已採取行動,敦促負責操控的機師(即個案中的機長)安排飛機按照標準作業程序進入機場航道,並安全着陸。該航空公司與民航處均沒有發現證據證明,兩名機師在操控飛機期間曾經睡着。該航空公司隨後建議了多項跟進行動,包括改善對飛行輪值表的管理,以及採取方法以改善機師處理疲勞的能力。

  就李卓人議員的問題的個別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至(三) 民航處實施的安全監管措施之一,是對所有持有由該處發出的航空運輸企業經營許可證的航空公司,定期查核運作記錄,以緊密監察其機組人員的工作情況和飛行時數。根據《1995年飛航(香港)令》(第448C章)第54條,任何在香港註冊而用於公共運輸飛行的飛機,其經營人必須制訂符合民航處指引文件《CAD371》(第二版)規定的「飛行時間限制計劃」,以規管每名機組人員的飛行時間。飛行時間限制計劃須獲民航處核准,並供所涉及的航班的每名機組人員查閱。

  如上所述,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的規定和國際慣例,民航處依據《1995年飛航(香港)令》(第448C章),規定所有航空公司設立兩級呈報機組人員過勞情況的機制:(i)根據安全管理系統(註二)提交內部報告和進行內部調查;以及(ii)根據強制呈報事故計劃向民航處呈報。以第一級呈報方法而言,航空公司必須錄取在飛行途中與過勞有關的報告,並根據事故的嚴重程度和發生事故的機會大小來評估事件的風險水平。至於涉及風險較高、屬於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範圍的過勞個案,航空公司必須列作強制呈報事故,向民航處呈報。民航處出席航空公司定期召開的強制呈報事故審查會議,跟進強制呈報事故個案,並接收航空公司提交的調查報告。民航處也定期監察航空公司推行糾正措施的情況。

(四) 國際民航組織並無訂明限制飛行時間的詳細規則,以避免過勞的情況。其他主要的民航監管機構亦無設定「候命職務」連同「飛行職務時段」的時間上限(註三)。民航處經參考澳洲的規例,以及在飛行工作時間限制工作組的會議中,諮詢航空公司代表、機師工會、機艙服務員工會,以及具備航空醫學資格的醫生後,於二○一○年實施「23小時規則」。簡單而言,該規則訂明由編定的「候命職務」開始,至「飛行職務時段」完結,上限為23小時。在奉召執勤前,機師可利用「候命職務」的時段休息。儘管如此,鑑於國際航空規管模式不斷演變,以及科學研究不斷有新發現,民航處現正檢討「23小時規則」,並會視乎檢討的結果,考慮是否需要更新現行的安排。

(五) 為求進一步減低與機組人員過勞有關的風險,民航處鼓勵航空公司本身設立疲勞風險管理系統,但設立該風險管理系統目前並非國際民航組織強制的規定。在接獲機組人員過勞的報告後,該系統會利用特定的科學模擬技術,找出輪值制度、飛行模式和其他航務範疇潛在的危險,以便採取預防措施,減低風險。疲勞風險管理系統下設疲勞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為相關各方的代表,包括管理層、機師代表及具備航空醫學資格的醫生。委員會將會檢視相關範疇,包括:(i)風險管理程序;(ii)安全保證程序;以及(iii)安全推廣程序。以香港為基地的兩家航空公司,先後於二○一○年及二○一二年設立了疲勞風險管理委員會。民航處會與其他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合作,探討該等公司設立疲勞風險管理系統的可行性。

  過往民航處曾派出一名督察和一名具備航空醫學資格的醫生,以觀察員的身分,出席了某間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的疲勞風險管理委員會的其中一次會議。然而,妥善管理機組人員疲勞的風險,實為個別航空公司的重要責任。民航處將會繼續監察情況,並會在有需要時,考慮派員出席本地航空公司的疲勞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

註一:根據《1995年飛航(香港)令》(第448C章)第86條的規定,凡發生與香港航空運輸企業經營許可證持有人營運的飛機有關的事故,或該飛機或其某部分或設備出現毛病或失靈,而該事故、失靈情況或毛病危及或假如不糾正即會危及該飛機、該飛機的佔用人或其他人的安全,則該飛機的營運人或控制該飛機的機師必須向民航處呈報該事故、失靈情況或毛病。

註二:根據《1995年飛航(香港)令》(第448C章)第102條,安全管理系統必須能夠—
(a)找出可能損害航行安全的危險,並管理相關的風險;
(b)確保採取所需的補救措施以維持合理的安全水平;
(c)繼續監察已達到的安全水平並定期評估;
(d)以不斷提高整體的安全水平為目標;以及
(e)切合有關措施的規模、性質和複雜程度以及其中可能損害航行安全的危險和相關的風險。

註三:根據民航處的指引(即《CAD371》(第二版)),「候命職務」指「經營人對某名本屬休班的機組人員施加限制的時段」。「飛行職務時段」指「某人以機組人員身分在飛機內工作的任何時段。該時段由機組人員按經營人要求就飛行職務報到當值的時間起計,並於飛機在最後一程飛行後楔上輪擋、關上引擎或槳葉停止轉動後完結,或當某機組人員最後一次離開控制座椅,並於餘下航程中無須再擔當任何飛行職務時完結,而在上述各種情況中,以較早的完結時間為準。」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3時50分

立法會三題: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職

  以下為今日(一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答覆:

問題:

  關於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職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會否考慮日後在撰寫行政長官的述職報告時,就報告的大綱和主要內容諮詢公眾,並在行政長官述職後盡快公開報告和相關文件,以體現行政長官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的憲制責任,以及提高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當局有否在現任行政長官歷次述職期間或在其述職報告中,提出任何希望中央人民政府給予支持的事項;如有,能否提供有關的清單和詳情;如不能提供該等資料,原因為何;及

(三)現任行政長官在其歷次述職期間,有否收到中央人民政府以口頭、書面或其他形式發出的指令或指示;如有,當局能否提供有關的清單和詳情;如不能提供該等資料,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有關李議員的提問,經徵詢行政長官辦公室後,現獲其授權答覆如下:

  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及《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有其獨特和重要的憲制地位。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亦規定,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並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以及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等。為貫徹上述憲制規定,自回歸以來,各任行政長官均有向國家領導述職及匯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新發展和情況。

  現任行政長官自二○一二年七月上任以來,一貫以詳盡、全面、客觀的方式,如實向國家領導報告特區的情況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國家領導亦充分肯定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施政。

  行政長官述職前,其辦公室每次均會發出新聞稿公布有關日期、安排和隨行官員。於述職期間,行政長官亦會主動會見傳媒,通報訪京的情況。以最近一次為例,行政長官在出發前、述職後以及回港後都有會見傳媒,簡介述職的內容和向國家爭取支持的事項,如香港如何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兩大國家策略、「深港通」、港珠澳大橋的進度等等。行政長官在會見傳媒時,也會提及國家領導在聽取行政長官的匯報時的意見。

  按《基本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行政長官定期於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隨後並接受議員的提問及聆聽傳媒和市民大眾的意見。此外,在每個立法會會期,行政長官一般會出席四次立法會答問大會,就各項施政工作與議員交流。特區政府各司局及部門亦會就其政策範疇,與立法會和區議會以及相關法定機構和諮詢委員會充分交換意見及聽取建議。總括而言,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透過不同方式和渠道,向特別行政區和市民大眾就其施政負責。

  多謝主席。

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2時48分

立法會十一題:職業介紹所規管

  以下為今日(一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多份研究報告顯示來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外傭)受到職業介紹所剝削,包括被逼支付高昂的中介費用。有不少外傭因而欠下巨債,成為「抵債勞工」。此外,有勞工團體向本人反映,政府沒有正視上述問題,例如勞工處轄下職業介紹所事務組(事務組)在二○一四年只對四間職業介紹所提出檢控,而當中只有一宗涉及濫收中介費用,顯示事務組監管不力。關於保障外傭的權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每年事務組人員巡查職業介紹所的次數;事務組現時的人手編制;當局會否考慮增加事務組的人手,以加強事務組對職業介紹所的監管;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有勞工團體指出,現時有關職業介紹所濫收中介費用的罰則過輕(例如最高罰款只是五萬元),而且職業介紹所往往藉拖延發出中介費用收據,使外傭未能在六個月的起訴期限內提出投訴,當局會否考慮修改法例,以提高有關的罰則和延長起訴期限;如會,詳情為何,包括當局會否進行公眾諮詢;如否,原因為何;

(三)鑑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局長)表示會在今年第一季完成草擬職業介紹所的實務守則,該項工作的詳情和進度為何;

(四)鑑於局長表示會研究為外傭開辦強制性半日制課程,讓外傭了解其勞工權益,但本人得悉當局迄今只與有關的領事館合辦簡短講座,當局是否已放棄開辦上述課程;如是,原因為何;如否,推行課程的時間表和有關工作的詳情為何;及

(五)當局有否與印尼和菲律賓以外的國家(包括印度、泰國、尼泊爾及斯里蘭卡)的領事館商討,如何保障來自有關國家的外傭的權益;如有,舉行會議的次數、日期、內容及跟進工作(按國家名稱以表列出有關資料);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李卓人議員的提問,我綜合答覆如下:

(一)至(三)有關職業介紹所的監管的部分

  勞工處職業介紹所事務組(事務組)負責執行《僱傭條例》第XII部(香港法例第57章)(條例)及《職業介紹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7A章)(規例),並透過發牌、進行例行及突擊巡查及投訴調查,規管職業介紹所的運作。

  根據條例及規例,如職業介紹所就因已代求職者謀得職業,向其收取除訂明佣金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酬勞,或與開支或其他方面有關的任何付款及其他利益,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5級罰款(即50,000元)。而根據《裁判官條例》(香港法例第227章)第26條的規定,凡成文法則對罪行(可公訴罪行除外)並無規定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的時效,則申訴或告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項發生後起計的六個月內作出或提出。勞工處在收到有關違反條例及規例的投訴後,會迅速作出跟進,並會在完成調查後諮詢律政司意見;如有足夠證據,便會對相關職業介紹所提出檢控。至於能否成功將涉嫌違法的職業介紹所定罪,則取決於多項因素,例如證據是否充分、受害人是否願意出席聆訊或擔任控方證人等,最終由法庭作出獨立的裁決。勞工處呼籲涉嫌被濫收佣金的求職者,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盡快向勞工處投訴,以便該處能作出跟進。

  勞工處已於過去兩個財政年度增加事務組的人手至現有的八名勞工事務主任職系人員,以加強對職業介紹所的監管,包括增加每年巡查職業介紹所的次數,由每年1 300次增加至1 800次,增幅為38%。政府會不時檢視人手安排,以切合運作需要。

  在二○一三、二○一四及二○一五年,勞工處對全港職業介紹所分別進行了1 341次、1 806次及1 803次的巡查。另外,在二○一五年,勞工處共成功檢控了12間職業介紹所,其中包括九間因濫收求職者佣金而被定罪,較二○一四年成功檢控四間介紹所有大幅的增加。

  此外,政府正為業界草擬一套實務守則,並預計於今年第一季諮詢業界及持份者。政府會視乎實務守則的落實情況,檢視是否需要將實務守則變為法定要求或引入其他監管措施。政府亦不排除修改現時法例,包括提高有關最高刑罰,以加強規管職業介紹所。

(四)及(五)有關保障外傭權益的部分

  鑑於菲律賓和印尼兩個國家是外傭主要來源地,政府和有關駐港領事館加強合作,並成立了跨部門的定期聯繫機制,交換資訊及協調宣傳活動。勞工處亦一直有與其他外傭來源地國家的駐港領事館保持聯繫並定期會面(例如每年的規定最低工資檢討),保障在港外傭的權益。

  勞工處自二○一四年中開始,便派員定期出席菲律賓及印尼駐港領事館為其新來港外傭舉辦的簡介會,向他們介紹其勞工權益。勞工處亦要求相關領事館協助安排在外傭從祖國出發來港前,向其播放宣傳短片,以及繼續透過一個非政府組織在香港國際機場向新來港外傭派發附有政府宣傳單張及工作實用指南的資訊包,讓外傭到港後便即時獲悉其權利。

  此外,為提高外傭對其勞工權益及求助渠道的認識,勞工處二○一四年初已加強有關宣傳及教育工作,例如:增加在於外傭休息日通常聚集的地方設立資訊站的次數,以及在本地的菲律賓及印尼報章刊登廣告提供關於其勞工權益及求助渠道等資訊。政府亦以外傭母語製作了印有勞工權益及投訴渠道、方便隨身攜帶的資訊咭,廣泛派發予外傭,提高他們在這方面的意識。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4時39分

李卓人稱不合邏輯:偷渡配合調查? 葉劉:信件證非被拘留涂謹申疑「被平安」

明報 2016-01-05  A03 | 要聞  李卓人稱不合邏輯:偷渡配合調查? 葉劉:信件證非被拘留涂謹申疑「被平安」

由特首梁振英昨午見記者表示政府「高度關注」事件,到李波太太到警署要求銷案,這宗失蹤案昨出現急劇變化。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表示,李波信件中證實自己「正配合有關方面調查」,但只有政府及公安才有權調查,認為這間接證明事件牽涉內地政府。他又認為,李波稱靠「自己方式返回大陸」,質疑「唔通自己偷渡去配合調查?」他指這說法不合邏輯,暗示李波是被迫帶到內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認為,信件證實李波不是被公安依法拘留, 「如果佢犯了法,不可以隨便寫信、打電話」。

葉劉淑儀估計,可能是有人邀請李波回內地,指曾有港人在內地做生意陷入生意糾紛,被內地拍檔邀請回大陸處理。但對於李如何以自己方式返回大陸,她說,「真係唔知。」她又強調會繼續在立法會要求跟進事宜。

議員涂謹申則認為事件進展「令香港人仲驚」,亦顯示李波夫婦「被威脅至一個程度連太太報了案都一定要銷」,指信件亦無助確定李波人身享自由, 「佢亦可以係危險嘅情况下『被平安』,信中強調佢用自己方式返大陸,亦埋下將來作古仔屈佢非法入境嘅伏線」。他認為事件仍帶太多問題,官方仍要交代清楚書店5人失蹤的來龍去脈。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則認為,如李波太太亦能確認「平安信」出自李波筆迹,則可初步顯示他並非被挾持的說法, 「佢做得呢行喺內地咁多路數,可能係上去同相關人士一齊都未定」。但他認同本港警方需與內地當局繼續調查,查明事件。

議員促今緊急討論

另外,民主黨5名議員昨致函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要求今日在委員會緊急討論「銅鑼灣書店股東及職員失蹤」事宜,邀請當局回應。但葉認為委員會不應為單一個案討論, 「况且仲調查中,在大家揣測下運用想像力傾亦問不到什麼」。涂謹申及郭榮鏗則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於明日大會中作緊急質詢,暫未知會否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