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西補選候選人 工黨副主席 職工盟秘書長
豪賭公帑1萬億，超支爆煲
過去所有的大白象工程，都大幅超支過千億。今次東大嶼人工島，比過去高鐵 (約900億)、港珠澳大橋(約1000億)等還要高，超支難以估算。
幾代香港人為社會辛苦付出，累積而來的豐厚庫房，難道就要用在大白象上？
近年政府工程屢現做假，工程監管出現問題，未益市民，先益建造商。
填海建豪宅？ 遠水難救近火
填海計劃需要 15-20 年完成。人工島成本甚高，大家相信政府 20 年後會用來建平民住屋嗎？還是建香港人都買不起的豪宅？
對環境極大破壞，下一代承受惡果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政府毫無提到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連鎖效應，工作十分粗疏，欠缺深思熟慮。大家須知把2,000公頃土地抬高1米是天價工程，我們還不知道需抬高多少米才可保障居民安全。
我們建議—
務實增建房屋：優先發展閒置土地，包括2000公頃閒置土地、170公頃粉嶺高球場、700公頃棕地。
政府土地盡快興建公屋、居屋，讓有需要市民上樓錢要用得其所，改善醫療、教育、民生。
幸福是什麼？幸福是一種感覺，一種人與人透過愛與關懷連結的狀態，令人有滿足感，對生活充滿希望。幸福不止於物質的富裕，更包括精神價值的豐盈，人能堅守美善、追求公平正義，才會不窮得剩下金錢。
不過，幸福不是必然，也不僅靠個人的性格、努力去營造。一個家庭以至社群的幸福和睦，都需要有充份的社會條件和制度去滋養，就如一地草木不生，土壤不佳也有責任。
今日香港，特區政府迎合中央，亂花公帑起大白象工程，卻吝於改善民生、保障退休長者和弱勢社群的權益；土共煽動民粹，不問道理、立場先行，將文革風帶來香港，意圖撕裂社群；不少香港人聞見政治紛亂，加上雨傘運動後的政治低潮，催化了政治無力感，造成大眾對政治冷漠，有心有力者甚至再思移民的現象。
但我認為，政治低潮和無力感，其實有意無意掩蓋了不少傘後團體和佔領者在社區和專業界默默耕耘，寸土必爭的事實。而且，這幾年有不少成功的勞工運動，令從事清潔工、巴士車長、航空服務員的勞工待遇得到改善。這些改變不是天掉下來，而是靠團結爭取。
今日我們的時代使命，最重要是守住法治、自由，秉持民主、人權、團結、公義的信念；在日常生活爭取突破，改善民生，逐步令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幸福家園。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擇善堅持，鍛練我們對抗逆境的耐性和韌性，一步步向目標邁進。
我參與工運、民運三十年，見證民主運動內部在出現政治路線分歧和世代之爭，此皆非新事。所以，在持守信念的同時，我們要真誠抱持善念和謙卑的態度，本著大局和長遠視野，好好承傳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我堅守在運動之中，就是繼續做好守護、傳承、團結的使命。
幸福不是必然，需要擇善堅持。我和劉小麗一樣，希望所有為香港好的人，都和我一樣，擇善堅持，守護平凡的幸福。
【文︰李卓人（工黨副主席）】
今次特區政府建議用《社團條例》禁制香港民族黨的運作，看到中共的鬥爭策略是處心積慮。
現時的《社團條例》，源於殖民地時代為對付三合會組織的 1920 年《社團條例》。到 1949 年後，英殖政府修訂法例，規定若社團為香港以外地方分會，則可被拒註冊，明顯是針對中共的舉措。1991 年人權法實施，到 1992 年修訂法例，引入香港安全概念。當時的保安司解釋，「香港安全」一語只能夠指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存或福祉，而不能夠指政府或代表部分或少數利益人士的生存或福祉。顯然，當時的英殖政府都擔心香港安全概念被濫用而作特別解釋。
到近 1997 年，中共借彭定康政制方案，乘勢另起爐灶，設臨時立法會，並偷偷摸摸地在深圳開會，在 1997 年 5 月通過 1997 年《社團條例》，將「香港安全」改為「國家安全」，暗中將《基本法》23 條分拆立法，引進國家安全概念。當時臨立會在沒有記名表决下通過。另外，臨立會亦修訂《公安條例》，並用作檢控雨傘運動參與者，還要廢除我代職工盟提交並獲通過的集體談判權法例，又是臨立會做的好事。
中共的鬥爭策略從來都是敵退我進，敵進我退，不斷地評估形勢步步進逼。中共在九七前用臨立會的空間立惡法，但同時又明白市民對《基本法》23 條立法會非常敏感，當時未有立法。然後法例備而不用，在九七回歸時，製造一個祥和氣氛，安撫民心。到 2003 年董建華提交法案，企圖就《基本法》23 條立法，收緊香港言論空間，但香港人強烈反擊，超過 50 萬人到行上街頭抗爭，特區政府只有鳴鑼收兵。不過到了 21 年後的今天，就亮出殺手鐧，以《社團條例》的國家安全條文建議禁制香港民族黨的活動。
令香港人最擔心的是國家安全的定義模糊，保皇黨急急表態，指言論、組黨宣傳港獨就威脅國家安全。香港人絕對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共會按普通法或國際公約定義國家安全。我們不能忘記劉曉波推動《零八憲章》就是危害國家安全，連製作「銘記 8964 酒」、維護人民基本權利的維權律師都被指為危害國家安全。
不是我們對法庭沒有信心，但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人大釋法在前，每次中國在處理政治問題時，絕對不會依從香港法院，只會輸打贏要。輸了官司就用人大釋法，根本沒有可能由香港法院獨立處理。而人大釋法權又是中共在草擬《基本法》時的堅持，可見其處心積慮。
香港實施普通法和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那麼解釋國家安全應參考約翰內斯堡原則，政府必須證明有必要限制，而且牽涉暴力影響國家存亡及領土完整。這是維護言論自由丶結社自由，不應以言入罪的清晰根據。可惜，中共無法無天，按政治需要解釋法例，哪會尊重國際公約！
僅記伏爾泰名言：我不認同你的觀點，但會以死捍衞你的權利。讓我們用這精神反對保安局局長取締民族黨，捍衞港人基本自由。
六四29周年的今天，有人選擇遺忘，有人選擇冷漠，有人選擇堅持。這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共政權要人民忘記六四開槍鎮壓的歷史，禁制任何六四提述，連賣「銘記六四酒」也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香港，我們有記憶的自由，中共政權便以利益麻醉我們的良知，用發展經濟的歪理合理化六四開槍，並將《基本法》第23條立法架在香港頭上，企圖禁制香港反專政言論。
「結束一黨專政」是新紅線？
人大新貴譚耀宗便在中國通過新憲法後，率先提出在香港提出「結束一黨專政」便可能違憲。他指出中共已修憲，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加入憲法條文，而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如果往後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立場，可能會與憲法新修訂的內容及基本法有牴觸。譚耀宗的言論肯定是中央「試水溫」的放話。人大釋法將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解釋為參選人的資格，但這條紅線在中共手中如何應用，又是一貫中共手法：無法無天、隨時移動。昨天可以是「自決」，今天又可以隨意地說不能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對中共的任意解釋，港人根本是防不勝防。我們冇得估亦不應去估，墮入專政為港人設的陷阱。我們只有毋忘初心，繼續為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戰鬥到底。反DQ（取消資格）、反紅線的最好策略，就是團結市民一起抗爭，而不是自我審查，將香港的空間自我收縮。
八九民運 塑造港人身分
支聯會要面對的挑戰不是譚耀宗之流，而是冷漠和思想衝擊。最近幾年，香港開始出現「中國唔關我事」的聲音，而不去六四燭光晚會成為部分學生代表突出身分認同的方法。我理解新生代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我的一代成長在苦難的中國，讀的是傷痕文學，關心的是中國人權，見到的是簡樸人民。但「90後」新一代成長在財大氣粗的中國，中共專政高壓剝奪港人民主權利，干預香港制度，見到的是「強國人」的霸道。我明白兩代成長背景不同，對中國的感情有所不同。隨着中國大陸對香港打壓的升溫，我們這一代對中國的反感同樣增強。我們清楚意識黨不同於國，但中共卻不斷宣傳「黨等同中國」，實在令國家觀念受到污染。
正因為中共黨國不分，我理解部分學界領袖會為了表示自己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便以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來突出自己的身分認同。但是否切多了、割盡了？八九民運其實是塑造港人身分的重要歷史。
八九民運是最本土的政治運動，對一代人起着政治啟蒙作用。從身分認同角度探索，我敢說港人身分在經歷八九民運後，基本上成形。港人在八九民運的角色有別於任何中國大陸城市、有別於海外。當年在香港有最大規模的遊行丶籌款丶譴責屠城的靜坐，有「黃雀行動」，有支聯會成立。在特定的時空，港人發揮了香港空間的最大作用。沒有香港，哪有黃雀行動。黃雀行動從內地拯救數百民運人士，讓他們經過香港，到海外獲得政治庇護。在那時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進入了我們的基因。這與中共專政是先天性存在矛盾。八九民運及主權移交之後的中港矛盾，其實就是兩套價值觀的衝突。 中共愈專政，衝突就愈大，而香港的空間就愈受威脅。支持平反六四的抗爭，就是兩種價值衝突的其中一個戰場。撤出這戰場，港人身分突出了，但我們的普世價值會否模糊了？
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切割的不單是中國，切割的也是公義。1989年6月4日殺人政權向人民開槍，出動坦克車清場，追究屠城責任就是公義。中共專政在香港搞DQ議員和參選者、搞政治檢控破壞香港法治、搞洗腦教育等，目的在削弱香港反對中共的力量。難道這專制政權與我們無關？可能大家認為中國大陸打壓香港，港人必須抗爭；但中共在大陸的鎮壓就與我們無關。我認為香港絕不能獨善其身，任何能削弱中共政權專政的力量，我們都應支持和結盟。 這是道德感召，也是策略。香港發起全球關注劉霞自由，不正是在國際層面與中共專政抗爭？部分學界領袖指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是五大綱領中最不能接受的一項，因為港人要的是「民主香港」，「民主中國」與我們無關。但民主應是普世價值，而當中共專政打壓香港，中國民主化不正是為香港帶來生機？
沒有分裂的本錢
現在中共專政對香港已從「溫水煮蛙」到「全面加熱」。面對強權，我們沒有分裂的本錢，團結抗爭才有出路。請大家六四到維園點起燭光，悼六四英靈，一起望着燭光、看着錄影、聽着歌曲，想着八九民運一幕又一幕，思考港人身分與中國民主的關係，一起尋找未來抗爭方向的平台。香港前途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對香港最大的挑戰不是專制政權，而是港人的冷漠。我們能否「槍口一致對外」，以我們的論述和行動去感動香港每一個人，一起為民主奮鬥？
六四維園見！
以下是今日（七月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的書面答覆：
問題：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在失蹤近八個月後於上月十四日回港，並在兩日後召開記者會，公開交代他在內地被內地當局拘留的情況。林先生又透露，有兩名屬中央專案組的內地人員陪同他回港，並要求他將載有書店賣書紀錄的電腦硬碟帶回內地，以及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定時向他們報告在港行蹤。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在上月二十日表示，會以書面向中央反映港人對銅鑼灣書店五名股東或職員失蹤事件的關注和顧慮，以及檢討和改善現行《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關於建立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並在有需要時派員到內地跟進有關事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上述兩名陪同林先生回港的內地人員的身分，以及他們持哪類簽注入境；
（二）有否評估，內地人員在港監視懷疑觸犯內地法律的港人及搜集涉案證據，是否屬於跨境執法、跨境執行職務或違反逗留條件；如有評估而結果如此，當局會以甚麼方式跟進和追究；及
（三）鑑於有市民極度關注這宗內地執法人員懷疑跨境在港執法的事件，並表示如該事件屬實，便意味內地當局摧毀了「一國兩制」，行政長官會否考慮親身前往北京，直接與中央跟進此事；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李卓人議員的提問，現綜合回覆如下。
警方一直就銅鑼灣書店事件積極進行調查，並主動向內地當局查詢及尋求協助。
今年六月及七月，警方與林榮基先生多次會面及錄取口供。會面期間，林先生陳述了他在內地及返港後的情況。警方已就林先生的情況作出評估。現階段沒有實質證據顯示林先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但基於他的個人憂慮及公眾對事件非常關注，警方決定向林先生提供人身保護，而林先生同意有關安排。警方會繼續就林先生聲稱被跟蹤的事情作出跟進調查。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嚴格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及《基本法》處理香港特區的事務。《基本法》只授權香港的執法機關在港執法。香港以外的執法機關，包括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關，在香港無權執法。所有香港境外的執法人員如果在香港執法，是違反香港法律，不能接受。任何人士在香港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如有任何違法行為，警方會依法處理。就銅鑼灣書店事件，警方的調查仍在繼續。警方現階段沒有發現證據顯示有「跨境執法」。
任何人士無論前往任何地方，都應「入境問禁」，避免墮入法網。任何人身在內地都要遵守內地的法律。
就銅鑼灣書店事件，行政長官在六月二十日會見記者時已清楚表明非常重視事件，並理解各界對事件的高度關注。他表示就事件作出三項決定：第一，在六月二十日向中央用書面即時反映香港人的關注和顧慮；第二，香港人在內地或其他地方均需遵守當地法律。如香港人在內地違反內地法律，特區政府和內地設有通報機制。特區政府會檢討有關通報機制的安排，務求可以改善通報時間和透明度，使特區政府盡快了解有關香港人的下落和知會他的家屬，確保他的人身安全，以及保障他在法律下應有的權利，同時提供可行協助；第三，在有需要時，會派特區政府官員到內地跟進上述決定。
在七月五日，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署理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前往北京與公安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等有關部門，就進一步完善通報機制進行第一輪磋商。雙方同意重點就通報時限、通報內容、通報範圍、通報渠道等方面進行修改和完善，使機制將更加有利於保障兩地居民的合法權益。在會議上，特區政府官員亦聽取了內地有關部門就林榮基案，以及今年三月十四日在大埔發生一宗找換店劫殺案疑犯在內地被捕情況的通報。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特區政府關於改善通報機制的建議。在上述會議上，雙方有積極及互動的討論，取得階段性成果。雙方並同意約在七月底進行第二輪磋商。與此同時，警方繼續就銅鑼灣書店事件積極進行調查工作。
完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7時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