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移交前的獨立工運 ── 專訪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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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端傳媒記者 鍾耀華

「工人的手被機器壓傷,我伴着家屬追討賠償,安家費。我還記得老闆拋低一句:『你老公自己不小心而已。』」攝:盧翊銘/端傳媒

漁船棲息於高樓密布的維多利亞港,陽光灑落,海面波光粼粼,朝氣蓬勃。

這是典型的香港形象。

高樓,意味着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之都;漁船,意味着香港一帆風順過渡至今天。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甚至,連人也不曾存在。

但在主權移交前,面對經濟轉型,面對前途問題,工人運動曾苦苦堅持,發出來自工人的怒濤,疾呼經濟轉型下工人承受的剝削與不公。

職工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

李卓人,現職工盟秘書長,立法會議員,從事工運三十多年。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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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開始

「七十年代所謂眾多勞工條例的改進,只不過是香港的勞工保障太低水平。」李卓人這樣說。

香港戰後工會的發展,主要受中國與台灣影響。1948年香港政府通過《職工會條例》,規範工會的註冊,同年,親共產黨的工聯會及親國民黨的工團總會相繼成立,在港成對衡之勢。

1967年是工運的轉捩點。當時社會貧富懸殊厲害,英國人佔據社會上層位置,基層市民生活困苦,1967年4月新蒲崗人造花廠削減工資,收緊對工人的待遇,引來工人抗議,事件迅速升溫,工聯會在大陸文革的思潮影響下,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把行動升級,放置炸彈及暴力襲擊。後來事件以中共領導層表態放棄支持左派在港鬥爭而結束。暴動的破壞與立場的搖擺,使得左派工聯會在港形象嚴重受挫。

雖然工聯會的抗爭失卻人心,但背後反映的卻是工人對社會的普遍不滿。為此,政府於1968年提出33項勞工法例改動,其中最重要的是訂立一條適用於所有僱員的《僱傭條例》,規範工人福利的基本要求。勞工法例的改革於是成為了七十年代勞工團體及工會爭取的主軸。

李卓人認為,這不過是由於香港的勞工保障水平低,經濟開始上升,英殖政府要舒解社會矛盾才開始做勞工立法。

「老實說,當時七十年代初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出來『砌』(爭取)『休息日』,到我1978年開始參與勞工運動『砌』分娩假,其實是好基本,好卑微的訴求而已。這些勞工的保障相對整個經濟,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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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一片的七十年代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附屬組織,職工盟前身,獨立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七、八十年代的工運裏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張走到工人當中,與勞苦大眾在一起,對工業化的香港社會與工人宣教與提供服務。李卓人在1978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加入工委會。

「七十年代的工運有個特色,就是空白一片。」

「工人覺得工聯會在六七暴動時出賣了他們。工聯會行事要跟隨北京的政治氣候,常改絃易轍,使人無所適從。到1976年,文革尾聲,一天前後北京的政治氣氛就從『支持四人幫打倒鄧小平』轉為『支持鄧小平』,整個意識形態的震盪讓工聯會形象盡失,也使得她在工運方面幾近缺席。」

「另一方面,由於工聯會拒絕進入殖民地的諮詢架構,杯葛整個勞工立法,因此把勞工立法的空間騰出來;同時右派的工團總會開始老化,整個工運空白一片。」

「工委會就是在這個空間下以最少的人手發揮最大的作用,連結勞工團體爭取勞工立法,以及搞工人意識,比如說是辦『工人日報』,到工廠區派發。一旦你開始派發宣傳品,就可介入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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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撃戰」與「陣地戰」

基於人手限制,這種「危機介入」的方式是當年勞工團體組織工人的慣常手法,他們叫這些做「遊撃戰」。

早期的工委會長期只有五到十人做事,更要負責不同範疇。打遊撃的意思是哪裏發生工潮,他們就主動介入,然後搞組織起來。當時工委會搞的組織不是工會,而是勞工小組組織。

「當時很多社工組織開展青少年工作,我們工委會就提議他們辦勞工小組服務職工青年。工委會就連結全港各勞工小組組成聯盟,然後搞行動,爭取工傷法例立法,工業安全等。這樣就有一個外在資源為我們所用。」

然而,「遊撃戰」有其自身的限制。勞工小組的組織力很倚賴跟進小組的社工,一旦社工更替,小組往往無法維持。而且,八十年代起,工業開始轉型,不少工廠倒閉或者北移,勞資關係在議價能力上的懸殊,也讓工委會意識到「陣地戰」的重要性。所謂「陣地戰」,其實即是辦工會。辦工會最大的困難,是資金與人手。

1984年,中英簽定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於1997年移交中國。為此,國際工運對香港獨立於國共兩黨的工會勢力產生關注。1984年「國際食品勞聯」與工委會合作,給予資金援助聘請員工,成立了「工會教育中心」,旨在為不同行業間的工會提供平台及資料交流經驗及合作。

對於這樣的國際援助,《大公報》、《文匯報》時常冠之為「外國勢力」。李卓人不以為然:「老實說,工運應該無國界的,我們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外國勢力』。我是國際工運一分子,與國際工會自然有密切的聯繫。國際工會認為香港是抗衡中共重要之地,我們也要利用他們的援助。」

「工會教育中心」成立,加上各行業陸續出現獨立工會,工委會看到發展工會的潛質,於是把獨立工會,左派工會以及右派工會拉合成立了一個有關工業安全的聯席會議。「當時左派工會之所以願意參與聯席,在於他們自六七暴動後積弱,正在重整江山,要與我們合作,甚至曾經會非常謙虛地說要向我們學習。而右派工會則更不用說,他們已經日漸老化失勢了。」

不過,勞工團體大團結只是短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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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的反撲

1984年,「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前身)把工作方針定為「參與社會事務,爭取合理權益,擴大愛國團結,促進穩定繁榮」,意味着工聯會休養生息足夠,準備在主權移交前積極介入香港勞工事務。

工聯會最重要的反撲出現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勞工界代表的爭奪上。1985年8月,包括工委會在內28個勞工團體和工會發起「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強調港人起草基本法的重要性,為此他們成立了常務小組,協商制定「基本法諮詢委踏會」的7人名單,同意裏面應有不同派別的工會及團體,其中左派佔3名代表,互諒互讓。

然而,在決定會議的前夕,工委會的代表劉千石因過往常激烈參與工潮而被告之要「顧全大局」,左派工會明言不會支持劉千石出任聯席的7人代表。

由於左派工會在後來加入聯席的情況下迅速佔過半數優勢,劉千石自知無法選上,於是與幾個工會紛紛退出選舉與聯席。

「工聯會準備在九七年主權移交的過程中爭奪自己的位置。因此,他們必要與我們對抗。」李卓人這番說話並非虛言。在此次事件後港澳辦公室顧問王魯明接見由左派主導的聯席代表時表明:「現時的政策是為香港的資本家設想,否則資本家不會在香港投資,那麼香港的安定繁榮難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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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曾經的黃金時代

「我們是民主派裏工會的一翼,很清楚要爭取民主,與工聯會不同。」攝:盧翊銘/端傳媒

地區議會開放選舉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然而工委會要到在1995年才由過渡到職工盟的李卓人參選新九組的勞工界別。

李卓人說不參選區議會是因為區議會的運作與勞工團體討論的東西無關,因為勞工組織要處理的矛盾大部分都來自老闆,要在職場而非議會中與老闆抗衡,「而且當時沒有立法局選舉,不能進入議會然後制定勞工法例。」

職工盟成立於1990年,當時的考慮是工會運動屬於工人,不屬教會。李卓人回想,「當教會為工人充權的使命完成了,教會就該退下來。其實當職工盟成立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已經低度運作了。」

至於為什麼要入議會,李卓人的說法是被「新九組」所逼。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後,在當年的首份施政報告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新設九個功能界別。任何在1991年人口普查中報稱從事其中一個行業的在職人士,都會自動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因而選民數目高達106萬,變相使新九組成為直選議席。

「職工盟想保持抗爭純潔性,所以一直不參選,但彭定康搞了個『新九組』出來,我們沒理由把工人的代表性拱手相讓出去,因此新九組某個程度是逼我出山。我們不能讓另外的人代表工會。」結果李卓人循紡織及製衣界別晉入立法局。

李卓人進入立法局後,恰恰處於勞工法例立法的黃金兩年。

「1995到1997年,立法局議員可以就公共事務提出私人法案,加上民主派有機會過半數,我成功提出及制定了不少勞工法例,當中最重要的包括『集體談判權』。這迅速壯大了職工盟,因為職工盟的知名度頓時大大提高,令工人更主動找職工盟協助,這也同時讓大家認同議會工作能配合到街頭的工會抗爭。」

「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規定僱主需要承認擁有15%員工為會員,以及獲得企業內超過50%僱員授權的職工會,與之制定集體談判協議。

可是在主權移交後,這條草案被沒有選民授權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成為了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一條法例。而且,議員的私人法案也被大大限制,不得關涉公共開支及政治體制,若涉及政府政策則須事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如此一來,議會的立法及改善勞工法例保障的功能幾近廢掉。

「是的,」李卓人非常坦白,「現在立法會只能是保持着職工盟維護勞工權益的知名度。我不想把議會說到無能,但議會要有所收成,前提是街頭長年累月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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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安定繁榮?

千禧年後,香港出現兩次比較大型的工潮,一次是2007年的紮鐵工潮,另一次是2013年的碼頭工潮。兩次工潮的共通點,除了是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外,就是都出現了工聯會及職工盟之間的糾纏,前者妥協接受資方安排,批評後者搞事;後者領導工潮,批評前者出賣工人。

「香港的工運面對很多局限的。第一就是有工聯會,他們會拉後腿。」李卓人明言,很多時候因工聯會之故,在同一個行業或公司裏有兩個工會,因此在工潮抗爭上容易分裂。「比如巴士工會爭取加人工,我們堅持訴求打算下午罷工,但早上工聯會已經讓步了,說接受公司的加薪幅度,那麼我們下午的罷工就會弱化很多,人家會說既然已經討論好了,罷工來幹什麼?」

除此以外,在李卓人眼中工聯會的會費極低又不事抗爭,嚴重局限了工運。國際的慣例是每個月百份之一的收入作為會費,但工聯會的會費卻可低至接近60元一年。

「我們工會的會費比他們高幾倍,但在實際上仍然是不足以維持工會運作的。工人會問我們:『有什麼着數(福利)?工聯有二十萬人壽保險。』我們的工會領袖只能夠回應:『你去拿吧,他們的保險死後才能拿取,要搞工會就來職工盟,要拿保險就去工聯會。』」

「八十年代工聯會聽從北京最高指示:『香港要與資本家合作』,甚至到了今天,工聯會亦高舉『安定繁榮』論。每當工人在職場上遇到不合理待遇,工聯會只會對他們說要安定繁榮。」

「這到底是誰的安定繁榮啊?資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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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問題

話雖如此,職工盟之所以能夠從工運裏發展而來,的確「有賴」於工聯會七、八十年代在工運上的白卷。從這個角度看,職工盟與工聯會的關係似乎一直糾纏。

在工聯會以外,今天職工盟面對更重要的局限是青黃不接。相對七、八十年代工人都聚在工廠,今天年輕人從事服務行業居多,較為分散,難以組織起來,而恰恰工運強調的就是組織。

「這就成了職工盟接下來五到十年的挑戰。我們需要在每個工會都培育出年輕的理事,準備接手工會。如果失敗,那麼工會與工運就也勢危。」

「在工運裏,如何可以令年輕人參與組織?」

這是李卓人的問題,也是今天工人運動的問題。

李卓人:反對放寬輸入外勞

星島日報 | 2015-01-23 報章 | A17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李卓人

行政長官上周發表本年度《施政報告》,公眾焦點大多集中梁振英殺氣騰騰,點名狠批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及結集《香港民族論》鼓吹港人命運自決,似是忽略了《施政報告》對廣大打工仔女另一殺着——放寬輸入外地勞工,其中地盤工人可說是首當其衝。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指出,建造業面對嚴峻的技術工人人手短缺和老化問題,雖然自去年四月起,「補充勞工計畫」已加快處理公營工程項目的申請,但有關情況仍未見顯著改善,因此建議進一步放寬輸入外勞,包括容許輸入勞工可在不同公營工程地盤工作。工黨認為有關建議猶如飲鴆止渴,只顧承建商的短期利益,漠視地盤工人的長遠福祉,亦不利建造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繼續閱讀「李卓人:反對放寬輸入外勞」

申領交通津貼需「查家宅」 政府「唔嗲唔吊」

職工盟長期爭取將原有的低收入交通津貼擴展至全港十八區,政府在十月公佈的施政報告終於肯推出擴大至全港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但可恨的是勞工局局長張建宗公佈的「交津計劃」雖是擴展到十八區,但由個人申請改為以「家庭」單位申請。政府設下重重關卡,第一關是查家庭入息,第二關是查家庭總資產,第三關受助人必須每月工作多於72小時。過關斬將後,才可以領取到每月$600的交津。

新計劃要求「查家宅」,擾民之外,更是扭曲了「交津」要鼓勵低收入士就業的原意,政策理念混亂,「扶貧扶唔到,鼓勵就業又鼓唔到,兩邊唔嗲唔吊」,使到低收入人士得不到幫助。

新計劃應屬於低收入家庭補貼,我們並不反對,但若以家庭為單位,津貼額就不應限於交通費,而應補足生活養家所需。

在12月16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新交津計劃,我要求政府實行「雙軌制」,由申請人選擇以個人或家庭申領,並取消每月工時最少七十二小時的規定,讓兼職工人可按比例領取津貼,獲全體議員一致贊成通過。

 

晤特首商《施政報告》

我和立法會同事何秀蘭、張國柱、梁耀忠和鄭家富在8月28日會見特首曾蔭權,講述我們對施政報告的建議。

我要求曾蘟權在《施政報告》承諾最低工資訂在時薪$33、訂立標準工時和設立低收入家庭就業生活補助等。

目前「銀行假」的公眾假期每年有17天,而法定假期即「勞工假」只得12天。我建議曾蔭權逐步把星期日以外的公眾假期納入法定假期,並把法定有薪年假增至每年不少於14 天。不過,曾蔭權即場回應話,增加法定假期,不屬於他05年的競選承諾之一,故不能答應。

我對此深感遺憾,難道在競選承諾以外的迫切事務就不用處理嗎?

扑鎚!最低工資35元!物管工會314大遊行

最低工資立法在即,在本年年中更將宣佈時薪水平。近日政府及商界紛紛出口術,一方面特首早在施政報告表示最低工資不保證能保障家庭生活,一方面商界大做「調查」,表示最低工資過高將引致失率業上升,影響競爭力等等。有關言論,只表示政商合力,意圖訂立一個不能保障基本家庭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資。

香港的供養系數為一比二,即一個人工作,養活兩個人。如果辛苦賺取的工資不能保障家庭的生活,那剩下的開支由誰負責?由誰承擔?

最低工資運動爭取多年,現時的「戰場」已移至工資水平。各界勞工建議的不少於時薪$33,到商界曾提出的時薪$22或$24,便是這個戰場的拉鋸戰。戰鼓正式敲響,將一直持續至今年年中,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公佈有關水平。這個關鍵時候,我們必須吼出工人的訴求,逼使委員會不敢傾斜商界,壓低最低工資水平。

職工盟物管工會於3月14日進行第十一年「春鬥」遊行,希望各界友好團體共同努力,使最低工資能夠訂立在保障家庭生活的水平上。

我們強烈要求:
1. 立法最低工資不少於時薪33元,物管工會更建議時薪35元;
2. 規定標準工時為每日8小時和每週44小時;
3. 恢復集體談判權。

          

延續交通津貼 支援基層市民就業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始終未有提及延續「交通費支援計劃」這無疑是再一次漠視居住於偏遠地區低收入打工仔女的困境與苦況。

現時合資格申領交通津貼人士僅限於居住於偏遠地區工作人士,這些地區包括:屯門、元朗、新界北區及離島區,申請人士月入必須低於$6,500 或失業,個人資產不多於 $44,000,工作時數一個月不得低於72小時,獲發金額低收入申請者:每月$600以一年為限,搵工申請者:一年內最高$600(必須實報實銷)。

只限於工資低於月薪$6,500的工友申領,令部份低薪工友因超過一點而未能受惠,又有時數限制,令不少家務助理及其他兼職性工種工人未能受惠,造成職業歧視!加上未惠及其他地區,分明是歧視其他地區在職貧窮人士!

計劃在2007年6月實施,至今已有很多市民用盡一年限期,政府原承諾於本年底檢討現有的「交通費支援計劃」,惟至今未有具體方案,只以「拖」字訣,漠視全港低收入人士的訴求,我促請政府盡快完成檢討交津計劃。我和職工盟在過去一個月發起「一人一信給特首」行動,要求延續及長期推行交通費支援計劃,把計劃拓展至全香港,放?工時限制、工資及資產上限,有不少市民響應。

我和職工盟聯同市民於12月5日由中環?豐總行遊行至政府總部,將收集到的市民簽名,遞交特首曾蔭權以表達不滿。

        

金融海嘯殺到埋身 最緊要撐住飯碗

在施政報告辯論時,我批評特首委任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只是「吹水委員會」,吹完水又係得過且過。何況,成員以金融、地產為主,又如何解決香港經濟大傾斜地產、金融,而令其他行業未能發展。香港需要經濟轉型,發展多元化產業,包括物流、產品設計、創意工業、市場推廣等。在此發展方向下,最重要的是提高教育水平。可惜,政府卻仍將大學學額維持在18年前14,500的水平。如此水平又如何能發展知識 型經濟!

最可恨的是「經濟機遇委員會」變成「裁員委員會」,成員無論是利豐、匯豐、中原地產、渣打都是趁勢裁員,將危機轉嫁勞工。此委員會正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金融海嘯下,讓我們一起團結爭取︰

一﹒集體談判權︰規定企業裁員、減薪前必須先諮詢員工或工會。除爭取立法外,我更會協助受害企業員組織起來,爭取談判權。

二﹒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只講了加快基建,但實質卻講不出能加快多少工程。職工盟正度橋向政府提出建議,歡迎大家提出建議。

三﹒推行失業培訓計劃,讓失者在再就業前可得培訓機會及培訓津貼,渡過難關。

苦戰十年 立法最低工資 露曙光

苦戰十年 立法最低工資 露曙光
再戰爭取  最低工資合理水平

99年我代表職工盟提出立法最低工資,開始爭取立法運動。04年開始取得突破,董建華規定政府外判的清潔、保安行業必須不低於該兩行業的平均工資,最新規定分別是清潔$25.5,保安$32(三更制)、$24.7(兩更制)。兩年前曾蔭權在壓力下推出自願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並承諾成效不彰就在該兩個行業立法。顯然,這是拖延政策。職工盟不斷發動各行各業低薪工友爭取,最終今次施政報告承諾今個立法年度立法,我們並成功突破兩個行業的框框,政府轉為跨行業立法。
未來,職工盟絕不鬆懈,將爭取在年底前提交立法,明年年中實施。此外,更會爭取最低工資定在合理水平,使出外工作應能養家,生活絕不應差於?綜援。

工資保障運動失敗 立法最低工資不容再拖

去年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推行工資保障運動,兩年後成效不彰則會?手準備,就保安、清潔兩個行業立法最低工資。工資保障運動是自願參與的運動,參與的僱主要承諾就清潔、保安兩個行業支付統計處統計出來的行業平均工資,清潔現時約為$24.4,保安時薪約為$25.7至$30.5不等。當時提出時,我已覺得可笑,我們民間搞運動,政府又搞運動,大家都變成運動家。

而當時我已批評曾蔭權構想不切實際,難道要在今時今日要進行文化大革命,批鬥資本家不自願設立最低工資?政府大講推動僱主的文化改變,根本是與虎謀皮,浪費資源及時間。曾蔭權不過是施展拖字抉,拖過了特首選舉,將全數勞工界的提名票袋落袋,便過了海神仙。

現在事隔已半年多,經濟勞工局常務秘書鄧國威上週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報進展,七個月的時間只有916間企業參與,涉及二萬五千多僱員,佔全數清潔、保安僱員只有一成多。當細心研究參與僱主名單,便不難發現其中只有50多參與僱主是屬於保安、清潔行業,大多參與的連一個保安、清潔都沒有僱用。另外,全部大財團下的保安及清潔公司都大玩「失?」,政府只有阿Q地解釋不參與不代表不支持。

而另一類關鍵參與者-業主案法團,在全港9000法團當中,只有微不足道的20多個參與。從以上數字,任何客觀者都已可宣佈最低工資保障運動已失敗。雖然,我已認為失敗,在同一會議上,有僱主代表劉先生就幫政府死撐,聲稱運動是「思想教育」,在這方面已有成效。我不知道我們的香港的官商何時學習了中共宣傳機器的一套,大搞思想教育、文化革命。

我就不信這一套。我信的是制度。立法最低工資才是制度的確立,思想教育只是形式,實際上不能保障數十萬的低薪工人,我懇請曾特首不要繼續自欺欺人,若政府真有誠意解決在職貧窮問題,就在今屆立法會內立法制定最低工資,不要再拖下去﹗

曾特首,請不要呃鬼食豆腐!

最低工資要立法

一年前,特首信誓旦旦表示,政府不能接受工資水平低於綜援;但一年後,當政府統計處研究指出,全港有接近22萬在職家庭入息低於綜援水平,曾蔭權卻在今年《施政報告》斷然拒絕在現階段立法實施最低工資。

政府建議推行的「工資保障運動」,明顯是「呃鬼食豆腐」。一方面,運動是自願性質,收效成疑;另一方面,運動只保障清潔和保安兩個行業,其他低薪工人被政府當作「透明」。更要命的是,自願採用最低工資的良好僱主,需要跟繼續以可恥工資請人的無良僱主作不公平競爭,令人擔心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

在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時,我代表職工盟提出修正案,對特首拒絕立法實行最低工資表示遺憾。此外,我亦會在人力事務委員會動議成立小組委員會,監察「工資保障運動」的進展,以及研究立法實施最低工資的具體方案和其他相關的籌備工作。

普選立法會

我在11月29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辯論,要求在2012年或之前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體議員。特首認為社會要先有共識才可實行普選,但普選既是每一個公民的天賦人權,為何要功能團體批准,我們才可以取回應得的權利呢?要食慣政治免費午餐的「政霸」(即功能團體)主動交出特權,就等於希望租霸主動交還單位給業主一樣,都是緣木求魚,不設實際。

策發會正研究由功能團體提名,然後由選民投票選出部分議席,作為普選立法會的最終模式。普選是包括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功能團體提名明顯違反普及和平等的原則。曾蔭權上任至今,不僅未有帶領香港邁向普選踏出一步,如今更企圖搬走《基本法》訂明的普選目標,我們必須反對到底。

財政預算建議

我們在11月向財政司長提交下年度財政預算建議,主要建議包括:

  • 提高供養父母和子女的免稅額至50,000元,減輕夾心家庭的稅務負擔;
  • 調低中小企利得稅率至10%,讓小本經營者保留較多盈利發展業務,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 把外匯基金在2006及07兩年的投資收入,扣除財政儲備分帳後全數撥入新設立的「社會發展及投資基金」,用於支援兒童發展及持續進修等項目;
  • 將超低含硫量柴油稅率調低至每升0.55元;
  • 將有持續需要的非公務員合約員工職位,轉為常設公務員職位;
  • 為低收入工人提供每月500元交通津貼,並為貧困兒童提供每月500 – 1,000元生活補助;
  • 重組勞工處的就業服務,在各區開設技能及職業輔導中心,為失業人士和求職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提供職位空缺和培訓課程資訊、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職業和培訓輔導服務,以及為有經濟困難人士提供求職者津貼(如每月1,000元)和協助申請其他援助計劃;及
  • 將長者及兒童的綜援金額,回復至2003年6月1日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