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支聯會的誕生】李卓人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

「89 民運時,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之後,大家都關注事態發展。我記得『學聯』開始上街,我們看到學運在國內是澎湃的,對我來說有個感覺,就是我們『砌』了這麼多年,希望中國走向民主,那時就是黃金時機實現夢想。」

「426 社論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之後,差不多個個人都走上街。感動的地方是香港人自發寫橫額、畫公仔、搞創作,這些也都很寶貴。那時團體頗不濟事,我咁大個仔未見過咁多人上街。」

在整個運動中,他也在前線,主要負責糾察長的工作,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八號風球四萬人上街遊行到新華社。「我作為工人運動者,又聽到全國總工會罷工了,感覺很興奮,革命已經來到。另一次就是百萬人遊行。」5 月27 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他也做糾察。

「我一直在外沒有參與核心,六四完了我才參與核心。由選舉『支聯會』常委那次開始進入核心。六四對我衝擊太大了。我做常委很自然,我是香港人救的,對運動要永遠承擔,我知道應該當選。我對當時會議沒有什麼深刻印象,一心想着怎樣把活動搞好些,接着來的是百日祭。」

他說的「我是香港人救的」是指他帶捐款北上支援民運學生被扣留的事。「我帶了一百萬港元捐款上去北京,給扣起來時,收條寫的是二百萬。扣留的錢比我帶去的多,是因為那是在天安門的學生之前籌募的錢,都交給了我。」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包括了對中國民運而不單是香港的工運承擔。」

問他對寫悔過書一事還有沒有留下陰影?「我在香港做嘢照去,香港人某程度上幸福得很,在一國兩制下有安全感,我完全沒有驚的感覺。某個程度的陰影是,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很tough 的人,我都是要簽悔過書回來,對我性格上留下了些陰影,而並非事件對我留下心理陰影。令我會懷疑自己是否到最後都不是一個堅强的人,不可以承擔太大痛楚太大的苦難。現在間中仍然有想一下,如果重複一次我會怎麼做,會否到某些關節我還是會不夠tough 呢?」

 

 

 

 

 

 

 

 

 

 

 

 

 

【六四29年 ‧ 堅持與改變】李卓人:「人民起來」對我仍然重要

記:《明周》記者
李:李卓人

記:關於六四,該從何談起?當年還是今天?

李:沒所謂,廿九年前發生的事,是每一天都在中國發生,甚至更得人驚,香港都承受着這種壓力。對我們來說,本身中共的體制,是一種極權的控制,只是在89年時好寬鬆。現在好多人都說89年前胡耀邦時代是整個中國自1949年之後最自由的時間,現在想來,真的如此。隨着科技發展,極權控制愈來愈厲害,奧威爾的《1984》只不過概念上好似有個大阿哥在看着你,現在真真正正在中國體制裏面,大數據、Social Credit社會信用、Facial recognition……比89年更厲害,89年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殺人政權,他可以去到殺人的地步,現在同樣極權,但未必是殺了你,你還未發聲,已經鎮壓了你,這樣更可怕。所以作為香港人也好,作為中國人也好,無論你什麼身份認同,最後都要面對,然後這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愈來愈可怕。這時候,我們更加要繼續八九精神,繼續對極權抗爭。

記:回想六四事件,最難以忘記的是什麼?

李:我到北京最後一晚(6月3日)是在工自聯帳幕裏面,10點幾,工人突然話軍隊殺入來了。他們要出去擋,出去保護學生,當時我覺得好感動,始終工人階層不是知識分子,他們會覺得自己要犧牲多一些,不會太惜身,跟住所有人走晒。衝衝衝,衝晒出去,我好記得那幾個人,工人很有組織地去保護學生。

我記得那時不知誰說全國總工會發起罷工,怎料是假消息。對我來說,有種團結工會的幻想,覺得當年如果有罷工,局面可能不同。因對我來說,公民社會就是時刻準備,做到全面性罷工,這很可惜,運動去到某個階段,就差這裏。工人最強的角色,沒有展現,運動結果失敗。

記:為何沒有罷工罷市?

李:工自聯剛剛一個月之前才成立,無人認識,就是一班工人,一般人有沒有信心讓工自聯韓東方出來舉旗?而且團結工會好不同,例如要有一個船廠、一個工會、一個船長,以前抗爭過,人們相信他,覺得這個人是領袖,才會跟隨。但當時中國工運完全沒有領袖,知識分子和學生都不是這些人的領袖,沒有一個真的工人運動領袖領導這件事。

記:回來香港曾計劃搞罷工?

李:沒有成功,香港都是同一個問題,就算香港去到想罷工罷市,但是當時華叔擔心旺角出事,所以他叫停了。拗到現在都說應唔應該停,這個是有歷史因素,當時工運未夠成熟。你需要好長時間,有罷工氣氛,然後政治罷工才會成功。

記:有沒有一段時間覺得很快就能平反六四?

李:鎮壓完之後,整個世界都在譴責暴行。同路人都擁有意識要去改變社會,本來我們那時候都是樂觀的,以為(政權)可能兩三年就會倒台。當然最後沒有,你說有沒有失望?怎樣說呢?後來覺得,「失望」都是一種奢侈,因為你毫無辦法,你只能繼續走這條路。劉曉波坐監,劉霞被軟禁,最近709事件、新疆鎮壓,嘩,愈來愈多。累積到個人真係,喂,真係好離譜,好多事發生,在香港亦好離譜,好多事發生。有時你會覺得,希望在哪裏呢?問自己,但最後,我都說這是一種「奢侈品」。我們已經好清楚,無論現在怎樣灰暗也好,都要堅持燭光繼續燃點,令到更多人和你一起繼續抗爭而不是大家攬着一起失望,然後去喊,喊完之後什麼都不去做。

記:理解年輕一代如何看六四嗎?

李:我是理解的,新一代對中共反感,對中共在香港的暴行或許多事看不過眼。但我為香港年輕一代感到悲慘的是,你覺得那是那麼遙遠,但事實上,鎮壓是那麼接近。

所以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沒有中國人的身份不緊要,支聯會不是一定要人愛國,我覺得支聯會最重要是愛人民。愛人民,這個沒可能退讓,就算你覺得中國人無得救,中國人犯賤,沒有民主質素,但底線是,仍然要譴責屠城,追究屠城責任。對我來說,有些人會將人民和國家混為一談,我自己覺得,重點是看到人權的價值。要反對中共在港實施威權管治,必須要根源地去和中國的民間社會連結,結束一黨專政,這是我一路以來的信念。

我自己作為工黨,為勞工階層去打拚,為民主打拚,其實好國際主義,覺得是世界地球公民。對我來說,只不過我生於這個地方,我有八九這個經歷,令我多了一種承擔和責任。非常不開心的一件事是,大學一個學生會以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作為政綱,這是為了表示身份認同,而去切割一個有公義元素或對抗極權元素的運動。

我是香港人救的

記:有沒有在八九年前和中國有聯繫?

李:八八年已經見過李後(港澳辦前副主任),就《基本法》諮詢講勞工問題。抗議成日都有,搞過要求釋放魏京生(七九年爭取民主被囚禁的中國政治犯)簽名運動。當年去維園舉行集會,要分N個區,反九巴加價,華叔(司徒華)和劉千石一起,得幾千人都要好緊張個秩序,要分N個區做糾察;到了八九民運,哪需要這些東西?運動一開始,你發現以前做的事都是多餘的。人們自己行出來,8號風球四萬多人遊行,自己攞起橫額,自己寫橫額,不用你去組織,不用你去打電話,不用你去叫人出來,見到有人帶着仔女,或者拖男帶女,新華社門口有很多人,你覺得一生人的希望就在這裏。

人民起來,就是我們搞社運的人的夢想實現,年輕人現在這一代去到雨傘運動,你都可能有這種感覺。一生人裏面,你還想怎樣?當然我覺得我是幸運的,八九民運百萬人,2003「七一」五十萬人,再加雨傘運動。人生經歷三大運動,沒有什麼後悔,問題是還未成功。悲傷的是,希望去到最高,失望同樣去到最大。

八九民運被鎮壓,你想想,尤其我在北京,看到六四熄燈。燈熄了,在北京飯店看下去,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聽到槍聲。第二日我們香港學生不知去了哪裏,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正在醫院,我去醫院找他,帶他們去北京飯店。到了醫院,屍體、傷者全部躺在醫院。你那天晚上感受到那種槍殺和屠城,第二天在醫院親眼看到。對我來說,整個人冧晒,本來是覺得最有希望的時代,怎料到會用一個槍殺的鎮壓來終結。

記:你當時想過拿着錢支援學生,同時可能推翻政權?

李:當時是這樣想的,一方面希望可以就算不是一次過推翻政權,起碼民主力量可以抬頭,帶來一個改變。但到了5月30日,感到形勢轉趨惡劣,預感鎮壓即將殺到,對我來說,那是好痛苦的過程。我在北京被關了幾日,當時你不知道自己生死如何、命運如何,當然會徬徨。後來回到香港,覺得係香港人救了我,同時亦有一種對民運的承擔,一世都拋開不了。

記:有沒有反思當年一些做法?

李:當時太年輕,有些地方,不夠堅持,不夠勇氣,(在北京被扣留時)簽下悔過書,有時想過,歷史重演,我會怎樣做?如果當時不簽又會怎樣?可能個人付出的代價會高一些,但會不會能爭取多一點迴響?自己強硬一些,對方會讓步?還是不讓步?我不知道。有時想,那都已經過去了。我成了歷史一部分,當然,香港好多學生都在北京,每個人都有角色。我不是說我的角色很大,但始終在那一刻,因為我被扣押,香港羣情洶湧。

記:過去二十年,有沒有人叫你放下民運包袱?

李:董建華有同華叔(司徒華)這樣講過,但一直沒有人對我說這些,大家都知,沒有人白費唇舌,在這方面叫我放棄。

記:你曾拿着港人200萬捐款去支持民運,後來被沒收,你有向當局追討嗎?

李:九十年代,有出信追討,我有收據,好清楚,但一直沒有回覆。

記:被扣留對你有什麼長遠影響?

李:對反極權更加堅定。回港時,我有責任將我自己見到的事說出來,因為好記得屠城之後,北京人民最想我們能夠把真相講出去。

記:六四後的91年選舉,民主派大勝。

李:可惜都只是十八席直選(當時立法局全數議席為六十席),未去到多數。《基本法》頒布,改變亦不夠多。始終覺得英國佬對不起我們,那時最保守的觀點都認為香港要有一半直選議席。那個契機,我們沒有好好掌握,應該再逼英國佬更多。

記:「黃雀行動」你有幫手,主要負責什麼?

李:主要是和外國政府聯絡,讓民運人士盡快離開香港,至於他們如何來香港,是另一班人做的。到了香港,住宿舍,有時要滯留,我和領事商談,最初很順利,但後來有一段時間,不是太知名的人,要等一年時間,證明身份。部分人兜一個圈之後,返來香港做事。

8964仍然是一個符號

記:如何看89年至今民主力量碎片化?

李:香港民主運動力量分散,這是近十年最讓人痛心的事。我覺得黃毓民好成功,他是第一個拆大台的人,他可以令一代人改變看法,開始質疑民主派。現在太多人自我中心,個個都覺得自己那套最正確,沒有尋求最大團結性,只要非我族類,和你意見不合就打你。

六四後我沒有加入民主黨,因民主黨和我有分別,我剛才說我堅持勞工。民主黨有時候以為(跟中央)談妥一些東西,就以為有第二步,但發現每次都被搵笨。上次政改區議會新增功能組別方案我是反對的,他們贊成。他們覺得人們投票之後,會有全港性投票意識,但最後有沒有這個意識都好,中央都不理你。

碼頭罷工、紮鐵罷工,那些才是我想做的東西。坦白說, 十年來,我開始覺得悲情對整個運動沒有用,你一定要贏得勝利。工運的集體談判勝利,再將權力不均、不公義和階級問題暴露出來,這對我來說好重要。工人起來,人民起來,都是我想見到的東西。

記:八九民運對一整代人的影響為何?

李: 二十多年來,對一代人影響好大,對整代人的政治取向都有影響,都抗拒共產黨威權管治。不可能看輕這場運動,公民黨梁家傑從政,源頭都是八九民運。如果不是我們這一代,從八九民運一路「砌」到現在,《基本法》23條可能已經立法。2003年「七一」亦是八九民運的一個延後,所以影響很大,我覺得香港如果不是八九,我們不可能撐這麼久。去到雨傘時,新一代人出來,我們都有繼續參與,但開始出現分歧。

今時今日, 8964仍然係一個符號。我覺得這是整個運動最成功的一點。這樣東西咬住不放,是咬到中國共產黨一個弱點,因為就算他怎樣強硬都好,都不敢重提八九民運。敵退我進,像下棋,食住這個位。「結束一黨專政」叫到今日被人說若參選會被DQ(取消資格),都是一種成功。就算年輕人不認同也好,始終8964是一個符號,是用民主堅持反抗極權、根深蒂固的價值觀。這件事最大危機反而是,能否讓年輕一代延續這個符號。

 

 

 

中國關我乜事(文:李卓人)

六四29周年的今天,有人選擇遺忘,有人選擇冷漠,有人選擇堅持。這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共政權要人民忘記六四開槍鎮壓的歷史,禁制任何六四提述,連賣「銘記六四酒」也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香港,我們有記憶的自由,中共政權便以利益麻醉我們的良知,用發展經濟的歪理合理化六四開槍,並將《基本法》第23條立法架在香港頭上,企圖禁制香港反專政言論。

「結束一黨專政」是新紅線?

人大新貴譚耀宗便在中國通過新憲法後,率先提出在香港提出「結束一黨專政」便可能違憲。他指出中共已修憲,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加入憲法條文,而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如果往後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立場,可能會與憲法新修訂的內容及基本法有牴觸。譚耀宗的言論肯定是中央「試水溫」的放話。人大釋法將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解釋為參選人的資格,但這條紅線在中共手中如何應用,又是一貫中共手法:無法無天、隨時移動。昨天可以是「自決」,今天又可以隨意地說不能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對中共的任意解釋,港人根本是防不勝防。我們冇得估亦不應去估,墮入專政為港人設的陷阱。我們只有毋忘初心,繼續為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戰鬥到底。反DQ(取消資格)、反紅線的最好策略,就是團結市民一起抗爭,而不是自我審查,將香港的空間自我收縮。

八九民運 塑造港人身分

支聯會要面對的挑戰不是譚耀宗之流,而是冷漠和思想衝擊。最近幾年,香港開始出現「中國唔關我事」的聲音,而不去六四燭光晚會成為部分學生代表突出身分認同的方法。我理解新生代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我的一代成長在苦難的中國,讀的是傷痕文學,關心的是中國人權,見到的是簡樸人民。但「90後」新一代成長在財大氣粗的中國,中共專政高壓剝奪港人民主權利,干預香港制度,見到的是「強國人」的霸道。我明白兩代成長背景不同,對中國的感情有所不同。隨着中國大陸對香港打壓的升溫,我們這一代對中國的反感同樣增強。我們清楚意識黨不同於國,但中共卻不斷宣傳「黨等同中國」,實在令國家觀念受到污染。

正因為中共黨國不分,我理解部分學界領袖會為了表示自己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便以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來突出自己的身分認同。但是否切多了、割盡了?八九民運其實是塑造港人身分的重要歷史。

八九民運是最本土的政治運動,對一代人起着政治啟蒙作用。從身分認同角度探索,我敢說港人身分在經歷八九民運後,基本上成形。港人在八九民運的角色有別於任何中國大陸城市、有別於海外。當年在香港有最大規模的遊行丶籌款丶譴責屠城的靜坐,有「黃雀行動」,有支聯會成立。在特定的時空,港人發揮了香港空間的最大作用。沒有香港,哪有黃雀行動。黃雀行動從內地拯救數百民運人士,讓他們經過香港,到海外獲得政治庇護。在那時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進入了我們的基因。這與中共專政是先天性存在矛盾。八九民運及主權移交之後的中港矛盾,其實就是兩套價值觀的衝突。 中共愈專政,衝突就愈大,而香港的空間就愈受威脅。支持平反六四的抗爭,就是兩種價值衝突的其中一個戰場。撤出這戰場,港人身分突出了,但我們的普世價值會否模糊了?

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切割的不單是中國,切割的也是公義。1989年6月4日殺人政權向人民開槍,出動坦克車清場,追究屠城責任就是公義。中共專政在香港搞DQ議員和參選者、搞政治檢控破壞香港法治、搞洗腦教育等,目的在削弱香港反對中共的力量。難道這專制政權與我們無關?可能大家認為中國大陸打壓香港,港人必須抗爭;但中共在大陸的鎮壓就與我們無關。我認為香港絕不能獨善其身,任何能削弱中共政權專政的力量,我們都應支持和結盟。 這是道德感召,也是策略。香港發起全球關注劉霞自由,不正是在國際層面與中共專政抗爭?部分學界領袖指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是五大綱領中最不能接受的一項,因為港人要的是「民主香港」,「民主中國」與我們無關。但民主應是普世價值,而當中共專政打壓香港,中國民主化不正是為香港帶來生機?

沒有分裂的本錢

現在中共專政對香港已從「溫水煮蛙」到「全面加熱」。面對強權,我們沒有分裂的本錢,團結抗爭才有出路。請大家六四到維園點起燭光,悼六四英靈,一起望着燭光、看着錄影、聽着歌曲,想着八九民運一幕又一幕,思考港人身分與中國民主的關係,一起尋找未來抗爭方向的平台。香港前途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對香港最大的挑戰不是專制政權,而是港人的冷漠。我們能否「槍口一致對外」,以我們的論述和行動去感動香港每一個人,一起為民主奮鬥?

六四維園見!

李卓人 無懼左右夾擊維園燭光不滅

明報 2014-06-13 A39 | 觀點 | By 李卓人 無懼左右夾擊維園燭光不滅

六四的25 周年,維園悼念燭光沒有隨着時間消逝和減弱,反而更亮更光,破紀錄超過18 萬人,迫爆維園和銅鑼灣,燃點起良知的燭光,控訴中共政權25 年前的血腥暴行。

平反六四的路走了25 年,還有更多年輕人、不少內地人參加,加入控訴的行列。燭光集會台上,看到如海的燭光和堅定的眼神,令我深深感動;看到很多並肩作戰25 年的戰友, 更想起華叔,他雖然離世了,但堅毅的精神,傳承在點點燭光中,願他在天之靈安息。

不過,今年支聯會的燭光集會,受到左右夾擊。對於親共團體,為軍隊開槍洗脫罪孽,為中共政權傳播謊言,企圖混淆視聽,說法不堪一擊,支聯會反駁了25 年, 市民大眾不會受到太多影響。當然,謊言重複得多,或會變成真理,支聯會必須做更多真相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以事實對抗謊言。

然而,這兩年來,我們更要回應本土派的批評和攻擊,包括:否定平反六四的口號、六四未能結合本土抗爭、六四悼念集會行禮如儀、支持燭光集會就是支持偽民主派等。合理的堅持過時的調整錯誤的改正對支聯會的批評,我們會不斷反思,合理的要堅持,過時的會調整,錯誤的會改正。支聯會的六四悼念集會,最重要的堅持是悼念,這是25 年來港人最真摯的感情,若莊嚴的儀式能表達悼念的感情,何錯之有?

一直以來,燭光集會也有政治內容和反思,藉不同講者和團體的發言,扣緊香港和中國的脈搏。倘若有人故意歪曲,將平反六四抹黑為「乞求」殺人的中共政權認錯,是無限上綱。按此邏輯,支聯會和港人也不能要求釋放政治犯、追究屠城責任了。
任何人民的抗爭,首先應該針對政府。中共六四殺人,不針對中共政權,要它承認屠殺的錯誤,要它還六四死者的公道,還可以針對誰呢?

支聯會平反八九民運的五大綱領,既有其政治性,也有其現實性。政治上,就是要中共承認開槍錯誤,民運無罪,就必須追究屠城責任;現實上,我們要求平反六四,就是要徹查及公開殺人真相,讓民運烈士沉冤得雪、死難家屬得到公義、民運參與者可過正常的生活、六四流亡者可以回家。即使中共真有倒台的一天,難道死者家屬的訴求、異見者的自由與回國、六四冤案的歷史公義,就能置之不理麼?

回顧25 年來, 支聯會的歷史與歷程,就是源於本土的抗爭運動,由支援八九民運出發,到2003 年反對《基本法》23 條立法,到近年反擊政府打壓表達自由的抗爭,都有着本土的關注和支持。

避免市民質疑褻瀆六四

我們一直強調:在香港傳承八九民運精神,就是要延伸至當下的普選運動。
近年六四燭光集會結束,支聯會都呼籲市民參加七一遊行,這不是民主運動的本土承傳和抗爭嗎?
當然,我們也要小心,迴避過多政治組織的各種倡議,避免市民質疑我們利用六四的感情,為個別組織或運動宣傳。當我們選擇發出支聯會的聲音時,必須考慮:是否延續八九民運的精神,團結大多數的市民,團結維園大眾的心。我們不能在悼念燭光之外,年年增加新的政治議題,甚至加入爭論性的行動,避免市民覺得褻瀆六四,而不是真誠的悼念死者。
民主浪潮從來是相輔相成,中港兩地沒有截然的分割,只爭香港民主,不理平反六四;或者,只談中國維權,不理本土民主,都是以偏概全,強劃楚河漢界,脫離香港的人心和感情。
難道港人關心劉曉波,就不能爭取特首普選麼?難道反對23 條立法,就不可為李旺陽吶喊呼冤麼?
我們也不是說:要中國先有民主,香港才有真民主。我們只是認為:香港不能獨善其身,必須堅持自己的良知,支援內地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反對中共打壓人權。中港人民所處的政治環境不同,但抗爭對象一樣都是中共政權,必須互相支持,共同壯大力量。

支聯會堅持燭光集會,更要不斷推陳出新,像今年的六四紀念館,便是利用香港的自由,保留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的歷史,用記憶對抗遺忘,用真相對抗謊言,讓更多來港的中國人,看到中共的專權和殺戮,從而有着民主的覺醒。中共政權絕對是頑強的專政機器,以恐懼、收買和滲透的手法,打壓、分裂和瓦解反對運動。我們必須提高警覺,看穿中共的分化手段,看透極左和極右的衝擊,團結一致,集中力量,戰鬥到底。

接任支聯會主席 坦承壓力大 李卓人心願:「六四平反」祭華叔

明報 │ 專訪 │  By 楊曉楓  │ 2011-02-27

1989 年六四事件,一幕幕血腥鎮壓的片段,港人至今未敢忘記,而事件也成為李卓人的人生轉捩點。剛接任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承認接任後壓力很大,但「平反六四」是他一生的承擔。接任主席後,李卓人最想在前主席司徒華的墓前,親口跟華叔說: 「六四已平反了!」
李卓人接受本報訪問時承認,接任支聯會主席感到很大壓力,但會學習華叔的堅持,他說: 「搞工運我很有感染力,但搞民運我則沒可能有華叔一樣的感染力!」

策略智慧不及集體智慧彌補

華叔執掌支聯會22 年期間,帶領支聯會走出不少政治危機。李卓人直言: 「華叔對政治形勢的觸覺很敏銳、政治判斷很準確。我則是行動派,擅於組織行動,策略的智慧不及華叔……這也沒辦法,損失了就是損失,唯有靠集體智慧補救。」
六四事件發生至今已22 年,李卓人憶述六四事件時身在北京的感受。他說: 「當天安門熄燈的一刻,我在街上看到有學生被阻截、有死傷者,我心情很沉重,也感受到中國人的悲哀……直至這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中國人的身分、感到愛國、愛中國人民的身分。」

身陷囹圄初驚慌後安睡

六四血腥鎮壓翌日,李卓人計劃登機返港,但在機上被公安帶走,李卓人在北京被扣留4 日。李卓人憶述在北京被捕一幕, 「當時他們(公安)要我交代曾與哪些民運人士見面,他們想藉此磨滅我的意志。」在囹圄的4 天裏,李卓人坦言: 「開始時感到很驚慌,但後來覺得沒有事可驚。我還睡得?呢!」

簽悔過書成人生污點

最終李卓人要簽下悔過書才獲准離開,他承認簽下悔改書是他人生的污點: 「當時我好掙扎,究竟我簽下悔過書,還是留低跟他死過?」不過,當他知悉很多港人為他奔波、設法營救他時,他還是決定回港回饋港人。
現在有否後悔簽下悔過書?他說: 「沒有後悔或不後悔。如果我不肯簽,或許我已做烈士,但最終也沒有人會知悉結果。這就是人生交叉點,沒可能重來。」
華叔鎮守支聯會22 年,現在由李卓人接棒。李卓人冀望繼承華叔的遺願—— 「平反六四」: 「希望華叔在天之靈,可以默默支持我們。我希望可以親口跟華叔說,已平反六四。但願這一天很快來臨!」

    圖片載自《明報》2011-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