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三題: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職

  以下為今日(一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答覆:

問題:

  關於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職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會否考慮日後在撰寫行政長官的述職報告時,就報告的大綱和主要內容諮詢公眾,並在行政長官述職後盡快公開報告和相關文件,以體現行政長官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的憲制責任,以及提高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當局有否在現任行政長官歷次述職期間或在其述職報告中,提出任何希望中央人民政府給予支持的事項;如有,能否提供有關的清單和詳情;如不能提供該等資料,原因為何;及

(三)現任行政長官在其歷次述職期間,有否收到中央人民政府以口頭、書面或其他形式發出的指令或指示;如有,當局能否提供有關的清單和詳情;如不能提供該等資料,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有關李議員的提問,經徵詢行政長官辦公室後,現獲其授權答覆如下:

  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及《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有其獨特和重要的憲制地位。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亦規定,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並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以及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等。為貫徹上述憲制規定,自回歸以來,各任行政長官均有向國家領導述職及匯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新發展和情況。

  現任行政長官自二○一二年七月上任以來,一貫以詳盡、全面、客觀的方式,如實向國家領導報告特區的情況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國家領導亦充分肯定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施政。

  行政長官述職前,其辦公室每次均會發出新聞稿公布有關日期、安排和隨行官員。於述職期間,行政長官亦會主動會見傳媒,通報訪京的情況。以最近一次為例,行政長官在出發前、述職後以及回港後都有會見傳媒,簡介述職的內容和向國家爭取支持的事項,如香港如何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兩大國家策略、「深港通」、港珠澳大橋的進度等等。行政長官在會見傳媒時,也會提及國家領導在聽取行政長官的匯報時的意見。

  按《基本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行政長官定期於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隨後並接受議員的提問及聆聽傳媒和市民大眾的意見。此外,在每個立法會會期,行政長官一般會出席四次立法會答問大會,就各項施政工作與議員交流。特區政府各司局及部門亦會就其政策範疇,與立法會和區議會以及相關法定機構和諮詢委員會充分交換意見及聽取建議。總括而言,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透過不同方式和渠道,向特別行政區和市民大眾就其施政負責。

  多謝主席。

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2時48分

立法會十一題:職業介紹所規管

  以下為今日(一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多份研究報告顯示來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外傭)受到職業介紹所剝削,包括被逼支付高昂的中介費用。有不少外傭因而欠下巨債,成為「抵債勞工」。此外,有勞工團體向本人反映,政府沒有正視上述問題,例如勞工處轄下職業介紹所事務組(事務組)在二○一四年只對四間職業介紹所提出檢控,而當中只有一宗涉及濫收中介費用,顯示事務組監管不力。關於保障外傭的權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每年事務組人員巡查職業介紹所的次數;事務組現時的人手編制;當局會否考慮增加事務組的人手,以加強事務組對職業介紹所的監管;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有勞工團體指出,現時有關職業介紹所濫收中介費用的罰則過輕(例如最高罰款只是五萬元),而且職業介紹所往往藉拖延發出中介費用收據,使外傭未能在六個月的起訴期限內提出投訴,當局會否考慮修改法例,以提高有關的罰則和延長起訴期限;如會,詳情為何,包括當局會否進行公眾諮詢;如否,原因為何;

(三)鑑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局長)表示會在今年第一季完成草擬職業介紹所的實務守則,該項工作的詳情和進度為何;

(四)鑑於局長表示會研究為外傭開辦強制性半日制課程,讓外傭了解其勞工權益,但本人得悉當局迄今只與有關的領事館合辦簡短講座,當局是否已放棄開辦上述課程;如是,原因為何;如否,推行課程的時間表和有關工作的詳情為何;及

(五)當局有否與印尼和菲律賓以外的國家(包括印度、泰國、尼泊爾及斯里蘭卡)的領事館商討,如何保障來自有關國家的外傭的權益;如有,舉行會議的次數、日期、內容及跟進工作(按國家名稱以表列出有關資料);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李卓人議員的提問,我綜合答覆如下:

(一)至(三)有關職業介紹所的監管的部分

  勞工處職業介紹所事務組(事務組)負責執行《僱傭條例》第XII部(香港法例第57章)(條例)及《職業介紹所規例》(香港法例第57A章)(規例),並透過發牌、進行例行及突擊巡查及投訴調查,規管職業介紹所的運作。

  根據條例及規例,如職業介紹所就因已代求職者謀得職業,向其收取除訂明佣金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酬勞,或與開支或其他方面有關的任何付款及其他利益,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5級罰款(即50,000元)。而根據《裁判官條例》(香港法例第227章)第26條的規定,凡成文法則對罪行(可公訴罪行除外)並無規定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的時效,則申訴或告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項發生後起計的六個月內作出或提出。勞工處在收到有關違反條例及規例的投訴後,會迅速作出跟進,並會在完成調查後諮詢律政司意見;如有足夠證據,便會對相關職業介紹所提出檢控。至於能否成功將涉嫌違法的職業介紹所定罪,則取決於多項因素,例如證據是否充分、受害人是否願意出席聆訊或擔任控方證人等,最終由法庭作出獨立的裁決。勞工處呼籲涉嫌被濫收佣金的求職者,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盡快向勞工處投訴,以便該處能作出跟進。

  勞工處已於過去兩個財政年度增加事務組的人手至現有的八名勞工事務主任職系人員,以加強對職業介紹所的監管,包括增加每年巡查職業介紹所的次數,由每年1 300次增加至1 800次,增幅為38%。政府會不時檢視人手安排,以切合運作需要。

  在二○一三、二○一四及二○一五年,勞工處對全港職業介紹所分別進行了1 341次、1 806次及1 803次的巡查。另外,在二○一五年,勞工處共成功檢控了12間職業介紹所,其中包括九間因濫收求職者佣金而被定罪,較二○一四年成功檢控四間介紹所有大幅的增加。

  此外,政府正為業界草擬一套實務守則,並預計於今年第一季諮詢業界及持份者。政府會視乎實務守則的落實情況,檢視是否需要將實務守則變為法定要求或引入其他監管措施。政府亦不排除修改現時法例,包括提高有關最高刑罰,以加強規管職業介紹所。

(四)及(五)有關保障外傭權益的部分

  鑑於菲律賓和印尼兩個國家是外傭主要來源地,政府和有關駐港領事館加強合作,並成立了跨部門的定期聯繫機制,交換資訊及協調宣傳活動。勞工處亦一直有與其他外傭來源地國家的駐港領事館保持聯繫並定期會面(例如每年的規定最低工資檢討),保障在港外傭的權益。

  勞工處自二○一四年中開始,便派員定期出席菲律賓及印尼駐港領事館為其新來港外傭舉辦的簡介會,向他們介紹其勞工權益。勞工處亦要求相關領事館協助安排在外傭從祖國出發來港前,向其播放宣傳短片,以及繼續透過一個非政府組織在香港國際機場向新來港外傭派發附有政府宣傳單張及工作實用指南的資訊包,讓外傭到港後便即時獲悉其權利。

  此外,為提高外傭對其勞工權益及求助渠道的認識,勞工處二○一四年初已加強有關宣傳及教育工作,例如:增加在於外傭休息日通常聚集的地方設立資訊站的次數,以及在本地的菲律賓及印尼報章刊登廣告提供關於其勞工權益及求助渠道等資訊。政府亦以外傭母語製作了印有勞工權益及投訴渠道、方便隨身攜帶的資訊咭,廣泛派發予外傭,提高他們在這方面的意識。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4時39分

李卓人稱不合邏輯:偷渡配合調查? 葉劉:信件證非被拘留涂謹申疑「被平安」

明報 2016-01-05  A03 | 要聞  李卓人稱不合邏輯:偷渡配合調查? 葉劉:信件證非被拘留涂謹申疑「被平安」

由特首梁振英昨午見記者表示政府「高度關注」事件,到李波太太到警署要求銷案,這宗失蹤案昨出現急劇變化。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表示,李波信件中證實自己「正配合有關方面調查」,但只有政府及公安才有權調查,認為這間接證明事件牽涉內地政府。他又認為,李波稱靠「自己方式返回大陸」,質疑「唔通自己偷渡去配合調查?」他指這說法不合邏輯,暗示李波是被迫帶到內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認為,信件證實李波不是被公安依法拘留, 「如果佢犯了法,不可以隨便寫信、打電話」。

葉劉淑儀估計,可能是有人邀請李波回內地,指曾有港人在內地做生意陷入生意糾紛,被內地拍檔邀請回大陸處理。但對於李如何以自己方式返回大陸,她說,「真係唔知。」她又強調會繼續在立法會要求跟進事宜。

議員涂謹申則認為事件進展「令香港人仲驚」,亦顯示李波夫婦「被威脅至一個程度連太太報了案都一定要銷」,指信件亦無助確定李波人身享自由, 「佢亦可以係危險嘅情况下『被平安』,信中強調佢用自己方式返大陸,亦埋下將來作古仔屈佢非法入境嘅伏線」。他認為事件仍帶太多問題,官方仍要交代清楚書店5人失蹤的來龍去脈。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則認為,如李波太太亦能確認「平安信」出自李波筆迹,則可初步顯示他並非被挾持的說法, 「佢做得呢行喺內地咁多路數,可能係上去同相關人士一齊都未定」。但他認同本港警方需與內地當局繼續調查,查明事件。

議員促今緊急討論

另外,民主黨5名議員昨致函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要求今日在委員會緊急討論「銅鑼灣書店股東及職員失蹤」事宜,邀請當局回應。但葉認為委員會不應為單一個案討論, 「况且仲調查中,在大家揣測下運用想像力傾亦問不到什麼」。涂謹申及郭榮鏗則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於明日大會中作緊急質詢,暫未知會否受理。

胡穗珊接替李卓人掌工黨

蘋果日報 2015-12-14 A14 | 港聞 胡穗珊接替李卓人掌工黨

【本報訊】再有女性執掌本港政黨。工黨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由35歲的胡穗珊出任主席,原任主席李卓人退居為外務副主席,黨務副主席和政策副主席分別由25歲的趙仕信和28歲的郭永健出任。胡穗珊指工黨領導層年輕化是回應本港新的政治氣候。
袁彌明中學同學

李卓人今屆放棄競逐主席,主席由胡穗珊、郭永健和鄭司律三位年輕人競逐,結果胡穗珊勝出。現職新婦女協進會計劃統籌的胡穗珊指,她是以年輕、中生代的身份出任工黨主席:「希望大家可以認同女性參政嘅工作,我本身係長期參與性別平等運動,由我嚟擔任主席,令我感受到黨內支持新人、不同性別嘅人士力量。」胡穗珊是繼劉慧卿、余若薇及她的中學同學袁彌明後,第四位女性出掌本港泛民政黨。李卓人退位為外務副主席,原任副主席張超雄亦退下火線,另一位副主席、剛於區議會選舉擊敗民建聯陳雲生的譚駿賢則改任秘書長。

胡指,該黨現任三位立法會議員明年會否再戰立法會選舉,視乎黨內部署,大於他們個人考慮,也要視乎民主派的勝出機會和工黨黨員期望,但大方向是「擴大版圖,讓新人參選」。
■記者姚國雄

主權移交前的獨立工運 ── 專訪李卓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24-opinion-leecheukyan/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端傳媒記者 鍾耀華

「工人的手被機器壓傷,我伴着家屬追討賠償,安家費。我還記得老闆拋低一句:『你老公自己不小心而已。』」攝:盧翊銘/端傳媒

漁船棲息於高樓密布的維多利亞港,陽光灑落,海面波光粼粼,朝氣蓬勃。

這是典型的香港形象。

高樓,意味着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之都;漁船,意味着香港一帆風順過渡至今天。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甚至,連人也不曾存在。

但在主權移交前,面對經濟轉型,面對前途問題,工人運動曾苦苦堅持,發出來自工人的怒濤,疾呼經濟轉型下工人承受的剝削與不公。

職工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

李卓人,現職工盟秘書長,立法會議員,從事工運三十多年。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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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開始

「七十年代所謂眾多勞工條例的改進,只不過是香港的勞工保障太低水平。」李卓人這樣說。

香港戰後工會的發展,主要受中國與台灣影響。1948年香港政府通過《職工會條例》,規範工會的註冊,同年,親共產黨的工聯會及親國民黨的工團總會相繼成立,在港成對衡之勢。

1967年是工運的轉捩點。當時社會貧富懸殊厲害,英國人佔據社會上層位置,基層市民生活困苦,1967年4月新蒲崗人造花廠削減工資,收緊對工人的待遇,引來工人抗議,事件迅速升溫,工聯會在大陸文革的思潮影響下,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把行動升級,放置炸彈及暴力襲擊。後來事件以中共領導層表態放棄支持左派在港鬥爭而結束。暴動的破壞與立場的搖擺,使得左派工聯會在港形象嚴重受挫。

雖然工聯會的抗爭失卻人心,但背後反映的卻是工人對社會的普遍不滿。為此,政府於1968年提出33項勞工法例改動,其中最重要的是訂立一條適用於所有僱員的《僱傭條例》,規範工人福利的基本要求。勞工法例的改革於是成為了七十年代勞工團體及工會爭取的主軸。

李卓人認為,這不過是由於香港的勞工保障水平低,經濟開始上升,英殖政府要舒解社會矛盾才開始做勞工立法。

「老實說,當時七十年代初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出來『砌』(爭取)『休息日』,到我1978年開始參與勞工運動『砌』分娩假,其實是好基本,好卑微的訴求而已。這些勞工的保障相對整個經濟,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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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一片的七十年代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附屬組織,職工盟前身,獨立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七、八十年代的工運裏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張走到工人當中,與勞苦大眾在一起,對工業化的香港社會與工人宣教與提供服務。李卓人在1978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加入工委會。

「七十年代的工運有個特色,就是空白一片。」

「工人覺得工聯會在六七暴動時出賣了他們。工聯會行事要跟隨北京的政治氣候,常改絃易轍,使人無所適從。到1976年,文革尾聲,一天前後北京的政治氣氛就從『支持四人幫打倒鄧小平』轉為『支持鄧小平』,整個意識形態的震盪讓工聯會形象盡失,也使得她在工運方面幾近缺席。」

「另一方面,由於工聯會拒絕進入殖民地的諮詢架構,杯葛整個勞工立法,因此把勞工立法的空間騰出來;同時右派的工團總會開始老化,整個工運空白一片。」

「工委會就是在這個空間下以最少的人手發揮最大的作用,連結勞工團體爭取勞工立法,以及搞工人意識,比如說是辦『工人日報』,到工廠區派發。一旦你開始派發宣傳品,就可介入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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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撃戰」與「陣地戰」

基於人手限制,這種「危機介入」的方式是當年勞工團體組織工人的慣常手法,他們叫這些做「遊撃戰」。

早期的工委會長期只有五到十人做事,更要負責不同範疇。打遊撃的意思是哪裏發生工潮,他們就主動介入,然後搞組織起來。當時工委會搞的組織不是工會,而是勞工小組組織。

「當時很多社工組織開展青少年工作,我們工委會就提議他們辦勞工小組服務職工青年。工委會就連結全港各勞工小組組成聯盟,然後搞行動,爭取工傷法例立法,工業安全等。這樣就有一個外在資源為我們所用。」

然而,「遊撃戰」有其自身的限制。勞工小組的組織力很倚賴跟進小組的社工,一旦社工更替,小組往往無法維持。而且,八十年代起,工業開始轉型,不少工廠倒閉或者北移,勞資關係在議價能力上的懸殊,也讓工委會意識到「陣地戰」的重要性。所謂「陣地戰」,其實即是辦工會。辦工會最大的困難,是資金與人手。

1984年,中英簽定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於1997年移交中國。為此,國際工運對香港獨立於國共兩黨的工會勢力產生關注。1984年「國際食品勞聯」與工委會合作,給予資金援助聘請員工,成立了「工會教育中心」,旨在為不同行業間的工會提供平台及資料交流經驗及合作。

對於這樣的國際援助,《大公報》、《文匯報》時常冠之為「外國勢力」。李卓人不以為然:「老實說,工運應該無國界的,我們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外國勢力』。我是國際工運一分子,與國際工會自然有密切的聯繫。國際工會認為香港是抗衡中共重要之地,我們也要利用他們的援助。」

「工會教育中心」成立,加上各行業陸續出現獨立工會,工委會看到發展工會的潛質,於是把獨立工會,左派工會以及右派工會拉合成立了一個有關工業安全的聯席會議。「當時左派工會之所以願意參與聯席,在於他們自六七暴動後積弱,正在重整江山,要與我們合作,甚至曾經會非常謙虛地說要向我們學習。而右派工會則更不用說,他們已經日漸老化失勢了。」

不過,勞工團體大團結只是短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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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的反撲

1984年,「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前身)把工作方針定為「參與社會事務,爭取合理權益,擴大愛國團結,促進穩定繁榮」,意味着工聯會休養生息足夠,準備在主權移交前積極介入香港勞工事務。

工聯會最重要的反撲出現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勞工界代表的爭奪上。1985年8月,包括工委會在內28個勞工團體和工會發起「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強調港人起草基本法的重要性,為此他們成立了常務小組,協商制定「基本法諮詢委踏會」的7人名單,同意裏面應有不同派別的工會及團體,其中左派佔3名代表,互諒互讓。

然而,在決定會議的前夕,工委會的代表劉千石因過往常激烈參與工潮而被告之要「顧全大局」,左派工會明言不會支持劉千石出任聯席的7人代表。

由於左派工會在後來加入聯席的情況下迅速佔過半數優勢,劉千石自知無法選上,於是與幾個工會紛紛退出選舉與聯席。

「工聯會準備在九七年主權移交的過程中爭奪自己的位置。因此,他們必要與我們對抗。」李卓人這番說話並非虛言。在此次事件後港澳辦公室顧問王魯明接見由左派主導的聯席代表時表明:「現時的政策是為香港的資本家設想,否則資本家不會在香港投資,那麼香港的安定繁榮難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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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曾經的黃金時代

「我們是民主派裏工會的一翼,很清楚要爭取民主,與工聯會不同。」攝:盧翊銘/端傳媒

地區議會開放選舉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然而工委會要到在1995年才由過渡到職工盟的李卓人參選新九組的勞工界別。

李卓人說不參選區議會是因為區議會的運作與勞工團體討論的東西無關,因為勞工組織要處理的矛盾大部分都來自老闆,要在職場而非議會中與老闆抗衡,「而且當時沒有立法局選舉,不能進入議會然後制定勞工法例。」

職工盟成立於1990年,當時的考慮是工會運動屬於工人,不屬教會。李卓人回想,「當教會為工人充權的使命完成了,教會就該退下來。其實當職工盟成立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已經低度運作了。」

至於為什麼要入議會,李卓人的說法是被「新九組」所逼。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後,在當年的首份施政報告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新設九個功能界別。任何在1991年人口普查中報稱從事其中一個行業的在職人士,都會自動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因而選民數目高達106萬,變相使新九組成為直選議席。

「職工盟想保持抗爭純潔性,所以一直不參選,但彭定康搞了個『新九組』出來,我們沒理由把工人的代表性拱手相讓出去,因此新九組某個程度是逼我出山。我們不能讓另外的人代表工會。」結果李卓人循紡織及製衣界別晉入立法局。

李卓人進入立法局後,恰恰處於勞工法例立法的黃金兩年。

「1995到1997年,立法局議員可以就公共事務提出私人法案,加上民主派有機會過半數,我成功提出及制定了不少勞工法例,當中最重要的包括『集體談判權』。這迅速壯大了職工盟,因為職工盟的知名度頓時大大提高,令工人更主動找職工盟協助,這也同時讓大家認同議會工作能配合到街頭的工會抗爭。」

「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規定僱主需要承認擁有15%員工為會員,以及獲得企業內超過50%僱員授權的職工會,與之制定集體談判協議。

可是在主權移交後,這條草案被沒有選民授權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成為了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一條法例。而且,議員的私人法案也被大大限制,不得關涉公共開支及政治體制,若涉及政府政策則須事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如此一來,議會的立法及改善勞工法例保障的功能幾近廢掉。

「是的,」李卓人非常坦白,「現在立法會只能是保持着職工盟維護勞工權益的知名度。我不想把議會說到無能,但議會要有所收成,前提是街頭長年累月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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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安定繁榮?

千禧年後,香港出現兩次比較大型的工潮,一次是2007年的紮鐵工潮,另一次是2013年的碼頭工潮。兩次工潮的共通點,除了是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外,就是都出現了工聯會及職工盟之間的糾纏,前者妥協接受資方安排,批評後者搞事;後者領導工潮,批評前者出賣工人。

「香港的工運面對很多局限的。第一就是有工聯會,他們會拉後腿。」李卓人明言,很多時候因工聯會之故,在同一個行業或公司裏有兩個工會,因此在工潮抗爭上容易分裂。「比如巴士工會爭取加人工,我們堅持訴求打算下午罷工,但早上工聯會已經讓步了,說接受公司的加薪幅度,那麼我們下午的罷工就會弱化很多,人家會說既然已經討論好了,罷工來幹什麼?」

除此以外,在李卓人眼中工聯會的會費極低又不事抗爭,嚴重局限了工運。國際的慣例是每個月百份之一的收入作為會費,但工聯會的會費卻可低至接近60元一年。

「我們工會的會費比他們高幾倍,但在實際上仍然是不足以維持工會運作的。工人會問我們:『有什麼着數(福利)?工聯有二十萬人壽保險。』我們的工會領袖只能夠回應:『你去拿吧,他們的保險死後才能拿取,要搞工會就來職工盟,要拿保險就去工聯會。』」

「八十年代工聯會聽從北京最高指示:『香港要與資本家合作』,甚至到了今天,工聯會亦高舉『安定繁榮』論。每當工人在職場上遇到不合理待遇,工聯會只會對他們說要安定繁榮。」

「這到底是誰的安定繁榮啊?資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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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問題

話雖如此,職工盟之所以能夠從工運裏發展而來,的確「有賴」於工聯會七、八十年代在工運上的白卷。從這個角度看,職工盟與工聯會的關係似乎一直糾纏。

在工聯會以外,今天職工盟面對更重要的局限是青黃不接。相對七、八十年代工人都聚在工廠,今天年輕人從事服務行業居多,較為分散,難以組織起來,而恰恰工運強調的就是組織。

「這就成了職工盟接下來五到十年的挑戰。我們需要在每個工會都培育出年輕的理事,準備接手工會。如果失敗,那麼工會與工運就也勢危。」

「在工運裏,如何可以令年輕人參與組織?」

這是李卓人的問題,也是今天工人運動的問題。

立法會七題:輸入勞工

  以下為今日(七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關輸入外地勞工(外勞)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當局在去年四月推行優化措施,以加快公營工程承建商就26個人手短缺工種按「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外勞作出申請的事前準備工作,(i)當局至今接獲該等申請的宗數,以及每宗獲批申請涉及的(ii)承建商名稱、(iii)工程地點、(iv)申請輸入外勞的人數及(v)獲批輸入外勞的人數(按該26個工種列出分項數字);

(二)鑑於當局在去年四月推出措施,容許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舍就其非買位部分申請輸入外勞,(i)當局至今接獲該等申請的宗數,以及每宗獲批申請涉及的(ii)申請輸入外勞的人數及(iii)獲批輸入外勞的人數;當局可否提供勞工顧問委員會就每宗申請所作的表決紀錄;

(三)過去三年,每年根據「一般就業政策」獲當局簽發工作簽證的人數,並按申請者的教育程度、所屬薪酬組別、職業和行業列出分項數字;及

(四)入境事務處在審批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提出的申請時,有否要求僱主提供資料(例如招聘廣告副本及應徵者人數),證明曾就有關職位進行本地招聘但未能覓得合適人選;如有要求,過去三年,入境事務處每年提出該等要求的次數為何?

答覆:

主席:

  政府設有不同計劃,讓僱主可因應實際業務情況申請輸入勞工,填補本地勞工市場所缺乏的技能,維持本港的競爭力和發展需要。僱主可按有關職位所需的技術水平及/或教育程度,向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申請引入專業人士,或透過勞工處的「補充勞工計劃」申請輸入技術勞工。

  就李卓人議員的提問,現答覆如下:

(一)建造業議會下的短期勞動力供應專責小組識別了建造業26個人手短缺工種。政府在二○一四年四月推出優化措施,以加快公營工程承建商就這些人手短缺工種按「補充勞工計劃」申請輸入勞工的事前準備工作。

  自優化措施推出以來,截至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勞工處共接獲23宗由公營工程承建商提交的相關申請。獲批的申請有6宗,要求輸入共485名勞工,而獲批輸入共405名。

  這6宗申請所申請及獲批輸入勞工人數,按26個人手短缺工種所劃分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一。

  基於「補充勞工計劃」的保密原則,政府不能透露個別申請承建商的名稱或工程地點。

(二)因應安老服務業的人手情況,由二○一四年四月起,政府容許參與社會福利署「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舍,可就其非買位部分申請輸入護理員。截至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勞工處共接獲153宗由這些院舍提交的「補充勞工計劃」申請。獲批的申請總數有119宗,要求輸入共739名護理員,而獲批輸入共482名。

  勞工處按照「補充勞工計劃」的既定機制及審批準則,就輸入勞工的申請作出建議,並邀請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委員給予意見,以供勞工處處長(處長)考慮。處長在全面評估各項因素,以及委員所提供的意見和理據後,會決定批准或拒絕有關申請。政府並非由勞顧會以表決方式處理「補充勞工計劃」的申請。基於「補充勞工計劃」的保密原則,政府不能透露委員對個別申請所提供的意見。

(三)在過去三年,根據「一般就業政策」獲入境處簽發就業簽證/進入許可的統計數字分別按申請人行業/界別分類及按申請人每月薪酬分類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三。

  入境處沒有備存提問涉及的其他分類統計數字。

(四)現時,入境處實施兩項與就業有關的入境安排,即適用於海外、台灣及澳門專業人士的「一般就業政策」及內地專業人士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目的是讓本地僱主可按其人力需求,聘請香港所需要卻又缺乏的專業人士來港工作。

  有關專業人士欲來港工作須符合三個主要條件:

(1)有良好教育背景,通常指擁有相關範疇的大學學位;
(2)必須確實已獲得本地僱主聘用,而從事的專業工作需與其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同時僱主又未能在本地覓得專業人士應聘;及
(3)有關職位的薪酬福利水準與本地職業市場相若,不能低於本地市場聘用條件。

  入境處在處理上述兩項入境安排的申請時,必會在保障港人優先就業這重要政策方針及引入所需專業人才來港兩方面,作出適當的平衡。

  由於不同行業有不同業務需要,而需求的人才亦不盡相同,入境處在判斷申請職位是否無法在港覓得人才擔任時,會要求僱主說明聘用申請人的理由及證明未能聘用本地專業人士的原因。如需進一步了解相關職位市場的人手供應情況,入境處亦會要求僱主就該申請職位提供招聘資料和文件證明,包括曾刊登的招聘廣告、本地應徵者數目、面見紀錄和結果等。此外,入境處會按情況參考相關政府部門或專業團體提供的資料,以確定有關申請合乎兩項入境安排的目標。

  入境處沒有備存提問涉及的統計數字。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5時50分

立法會七題:外籍家庭傭工及職業介紹所

  以下為今日(五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今年三月十一日,一名正等待新工作簽證的印尼籍家庭傭工在一個單位外平台上帳篷底睡覺時,被一塊從高處墜下的石屎板擊中,數日後不治。事發單位是一家外籍家庭傭工(外傭)中介公司為外傭提供的暫住宿舍。關於監管中介公司及其提供的暫住宿舍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有報道指該名外傭在事發前已與新僱主簽訂僱傭合約,但應僱主要求暫居於該宿舍,當局有否就此展開調查,包括該名僱主有否違反法例;如有,結果為何;

(二)是否知悉在過去五年,每年中介公司提供予外傭暫住的宿舍和床位的數目分別為何;

(三)當局有否就中介公司為外傭提供暫住宿舍事宜進行監管;如有,過去五年,有關部門每年巡查該等宿舍的次數為何;如否,當局會否進行監管;

(四)鑑於近日有報道指某些暫住宿舍的衞生情況惡劣,當局有否就此展開調查;如有,有否發現違反法例的個案;如有,相關的法例和罰則為何;

(五)當局有否調查中介公司向暫住其宿舍的外傭收取費用的情況;如有調查,有否發現違反法例的個案;如有,相關的法例和罰則為何;及

(六)過去五年,每年勞工處就中介公司營運情況進行的例行巡查及突擊巡查次數分別為何,以及因應投訴分別進行調查及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以及該等個案所涉中介公司的數目分別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李卓人議員的問題,在諮詢有關決策局和部門後,現綜合答覆如下:

  根據現行政策,聘請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的僱主必須與外傭簽訂「標準僱傭合約」(合約)。根據合約第3條,外傭在受僱期間須於合約內訂明僱主在香港的住址工作及居住。此外,僱主及外傭亦須各自在有關工作簽證的申請書承諾外傭會於合約所述的僱主住址居住。

  如僱主及/或外傭違反在合約及相關申請書作出的承諾,例如外傭在受僱期間於合約上訂明以外的地方居住,日後該僱主再次申請僱用外傭時,或該外傭再次申請工作簽證或延期逗留,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會把其行為操守列為考慮因素,並可能會拒絕其申請。若僱主及/或外傭在提交申請時提供失實資料,可能觸犯《入境條例》(第115章)。根據現行法例,任何人士向入境處人員作出虛假陳述,即屬違法。違例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15萬元及入獄14年。協助及教唆者亦可能會被檢控。

  根據《僱傭條例》(第57章)第XII部(條例)及《職業介紹所規例》(第57A章)(規例),任何人在經營職業介紹所業務前,須先領有牌照或豁免證明書。條例及規例並無就持牌人所經營的宿舍或其他設施作出規定。現行法例亦無規定職業介紹所須為求職者(包括外傭)提供宿舍。勞工處並無有關職業介紹所向外傭提供的宿舍或床位等資料。

  任何處所的佔用人、東主或租客如果會向到臨該處所的人士提供收費住宿,除非處所內提供的所有住宿,每次出租期均為連續28天或以上,否則須根據《旅館業條例》(第349章),申領旅館牌照。而在任何居住單位內,若有12個或以上已被人根據租用協議或擬供人根據租用協議出租的單人床位,必須根據《床位寓所條例》(第447章)申領床位寓所牌照。《旅館業條例》和《床位寓所條例》的目的,是確保擬用作旅館或床位寓所的處所,樓宇結構、消防安全和衞生設備,符合《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的指定標準。

  個別處所是否屬於《旅館業條例》或《床位寓所條例》的規管範圍,須視乎其經營模式及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根據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牌照事務處(牌照處)的記錄,該處並無接獲任何相關的投訴或舉報。如果接獲有關投訴或舉報,牌照處會按既定程序,進行調查及跟進。若有足夠證據,牌照處會提出檢控。無牌經營旅館或床位寓所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分別被判處罰款20萬及10萬,以及監禁兩年,並會留有案底。

  至於職業介紹所可向求職者(包括外傭)收取的費用,根據條例及規例,除訂明佣金外,職業介紹所不得因已代其謀得職業,或有關代其謀取或尋求謀取職業事宜而直接或間接向求職者(包括外傭)收取任何形式的酬勞及與開支或其他方面有關的任何付款或其他利益。現時的訂明佣金為不超過求職者(包括外傭)獲職業介紹所安排就業後第一個月工資的百分之十。如外傭被職業介紹所收取超過上述金額的費用,可向勞工處舉報。在收到投訴後,勞工處會盡快展開調查。如有足夠證據,便會提出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五萬元。勞工處處長亦會考慮撤銷或拒絕續發違法的職業介紹所的牌照。

  過去五年,每年勞工處對職業介紹所就執行條例及規例而作出的巡查數字(包括例行及突擊巡查)、調查投訴數字、成功檢控的職業介紹所數目見附表一。

2015年5月6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2時35分

立法會八題:政府聘用殘疾僱員

  以下為今日(二月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一直強調歡迎殘疾人士申請政府職位,並已制訂適當的便利措施,使符合基本入職條件的殘疾申請人能與健全申請人在同等基礎上競爭,從而確保殘疾人士在投考政府職位時享有平等機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在二○一二至二○一三及二○一三至二○一四年度,表明是殘疾人士的新入職公務員人數(按下表列出分項數字);

殘疾類別         二○一二至 二○一三至
/年度          二○一三年 二○一四年
-----        ----- -----
視障
聽障
肢體傷殘
智障
精神病康復者
器官殘障
其他(如自閉症、
言語障礙、
特殊學習困難等)
表明是殘疾人士的
新入職公務員總數
--------     ----- -----
新入職公務員總數               

(二)鑑於政府指引訂明,殘疾申請人如符合有關職位的基本入職條件,無須經過任何篩選程序便可直接獲邀參加遴選測試或面試,與其他申請人在同等基礎上競爭,而招聘部門須主動詢問個別殘疾申請人是否需要任何協助或調節安排,以便該名人士參加測試或面試,當局有否規定招聘部門須於接到申請後多少日內聯絡殘疾申請人參加該等測試或面試;有否評估招聘部門沒有聯絡殘疾申請人因而無法為其提供協助或調節安排,會否違反《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相關規定;

(三)鑑於政府指引訂明,招聘部門會因應殘疾申請人的特別需要,適度調整遴選測試或面試程序,例如視乎殘疾申請人的殘疾程度和試題難度延長考試時間,過去三年的殘疾申請人當中,獲得招聘部門適度調整遴選測試或面試程序的人數及百分比為何,以及部分殘疾申請人未獲得該等調整的原因;

(四)鑑於據悉部分殘疾申請人雖然獲招聘部門延長測試時間或安排獨立試場,但因殘疾申請人數目較少而被安排到地點不便的試場,當局有否評估此做法會否構成差別待遇,令殘疾申請人在參加測試時不能享有平等機會;及

(五)鑑於有一些按短期或一年期合約受聘於政府部門的殘疾僱員向本人反映,他們需定期覆診但所獲發的到診紙不被部門接納,因而被要求就覆診而損失的工時補時工作或被扣減薪金/有薪假期,當局會否考慮接受殘疾僱員以到診紙作為有效的病假證明書?

答覆:

主席:

  就有關的提問,我們的回覆如下:

(一)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在二○一二至二○一三及二○一三至二○一四年度,按公務員條款受聘並表明是殘疾人士的新入職人員數目如下(按殘疾類別列出):

殘疾類別         二○一二至 二○一三至
/年度          二○一三年 二○一四年
-----        ----- -----
視障             7        7
聽障             8       28
肢體傷殘           5       14
智障             0        1
精神病康復者         3        7
器官殘障           5       21
其他(如自閉症、       2        2
言語障礙、
特殊學習困難等)
表明是殘疾人士的        30       80
新入職公務員總數
--------     -----   -----
新入職公務員總數      7 316     8 460

(二)根據現行指引,在招聘過程中,招聘部門/職系如邀請已表明是殘疾人士的申請人參加測試及/或面試,必須主動詢問個別申請人是否需要任何協助或調節安排,以便該名人士參加測試及/或面試。招聘部門/職系一般會在核實申請人的申請資格及了解他們所需要的協助或調節安排後,邀請他們參加測試及/或面試。鑑於個別職位的申請人數不一,其涉及的測試及/或面試安排的要求、核實申請資格的程序和所需的時間亦各有不同,現行指引並沒有劃一規定招聘部門/職系聯絡申請人安排測試及/或面試的時限。招聘部門/職系會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作出合適的安排。

(三)招聘部門/職系在安排遴選測試及/或面試的過程中,會因應個別殘疾申請人的特別需要,適當調整測試及/或面試程序及/或安排。例子包括為視障或患有讀寫障礙的申請人延長考試時間;為視障申請人提供較大尺寸的顯示器、電子放大器、放大/點字試卷、放大答題簿及枱燈,和容許他們在答題簿內隔行書寫及使用自備的放大鏡;在面試中與聽障申請人作書面溝通、安排他們坐於試場前排及左或右方的位置(視乎考生聽障的情況而定)、提供一份書面的主考過程細則以協助聽障申請人知悉主考員在試場內的宣佈,和面試人員在提問時減慢說話速度;以及安排有適當設施和通道的試場方便使用輪椅的考生出入,並安排他們坐近試場出入口的座位等。公務員事務局沒有備存獲得適度調整遴選測試及/或面試程序的殘疾申請人的統計數字,以及個別殘疾申請人未獲調整測試及/或面試安排(如有的話)的原因的相關資料。

(四)在安排遴選測試或面試時,招聘部門/職系會在考慮相關因素(例如個別招聘的情況,以及殘疾申請人的意願、殘疾類別及程度、所需的協助或調節安排等)後,作出適當安排以盡量利便殘疾申請人參加測試及/或面試。在過程中,殘疾申請人可向招聘部門/職系提出他們的特別需要,以便部門/職系考慮和作出適當的調節。招聘部門/職系會盡量安排殘疾申請人在地點方便適中的場地進行測試及/或面試,亦會考慮在有需要時為殘疾申請人作出特別的交通安排。例如,一般職系處於最近進行的聯合招聘考試中,因應視障申請人需要特別器材應試,安排他們到一所設有所需器材的試場應考。該試場位於薄扶林,為顧及視障申請人的交通需要,一般職系處安排了工作人員及專車接載這些視障申請人於考試前後往返港鐵站及試場。

  政府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目標,是確保殘疾人士在投考政府職位時與其他申請人一樣享有平等機會。我們是在這基礎上制訂相關的利便措施,包括有關招聘測試及/或面試的調節安排,以助殘疾申請人參與有關招聘程序,當中並不存在殘疾申請人因其數目較少而受到較差或不公平的待遇。

(五)鑑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性質,並為了維持計劃的靈活性,個別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相關事宜,包括日常管理,均由部門按情況自行決定。因此,如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需要在辦公時間前往診所接受治療、檢驗或診症服務,部門首長可根據運作需要,自行決定是否批准有關僱員離開工作崗位應診或接受治療,以及要求出示相關書面證明。在一般情況下,部門會因應其運作情況或需要,准許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有需要時,可離開工作崗位應診或接受治療,有關員工只需提交有效的醫生證明書或到診紙,而不需補時工作、扣減薪金或有薪假期。

2015年2月4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5時59分

立法會五題:前中央官員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發表的意見

  以下是今日(一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卓人議員的提問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答覆:

問題:

  據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副主任兼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早前在北京舉行的一個座談會上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部分青年的國家公民意識「存在很大缺失」,而特區的教育局和辦學團體須對此負上責任。他又認為教育局局長必須受到中央監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根據《基本法》,各決策局局長在特區自行管理事務範圍內的工作須否受到中央監督;如須要,有關的法律依據和監督的詳情為何;

(二)自特區成立至今,有否收到中央就特區的教育政策(例如推行國民教育)發出的指令或指示;如有,詳情為何;及

(三)當局會否採取措施並運用龐大的教育資源,指導辦學團體、諮詢組織及教育工作者等如何進一步加深學生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概念的認識,並提升青年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如會,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李議員的提問,經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後,謹覆如下:

(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第十五條列明,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基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包括各司、局長等主要官員。由此可見,中央人民政府擁有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實質權力。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亦按照《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負責執行《基本法》和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基本法》第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第二條亦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可見《基本法》已清楚訂明教育屬於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政策範疇。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是行政長官。「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守則」)訂明,主要官員須為行政長官所指派的政策範疇承擔責任,並統領有關政策範疇內的執行部門。他們須就政策的成敗向行政長官負責。「守則」亦清楚提醒各主要官員注意,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四條,特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會負責。

(二)正如我在第一部分回答中指出,《基本法》已清楚訂明教育屬於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政策範疇。特區政府一向根據《基本法》和我們的教育理念及實際需要去推行教育政策,而在過程中我們歡迎和珍惜各界不同人士給予的意見。但我並沒有在教育政策方面收過中央的指令和指示。

(三)教育局一直重視推廣《基本法》,而這亦是教育局的恆常工作。有關《基本法》教育的學習元素早已納入中、小學課程內,例如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科、高中通識教育科等。在二○○八年公布的《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亦加強了與《基本法》相關的內容。此外,學校可因應校情和課程發展需要,通過相關的課程和學習活動,在學校推行《基本法》教育。

  推動《基本法》教育需要與時並進,為配合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工作,以及適逢二○一五年四月為《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教育局除持續深化有關《基本法》教育的各項恆常工作,包括現有課程內容、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學與教支援等之外,還會加強《基本法》教育的其他範疇,包括製作《基本法》視像教材套及舉辦全港校際問答比賽等,以加深學生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概念的認識。

  教導學生認識國民身分,一向是學校課程的學習宗旨之一。自二○○一年以來,教育局不斷加強課程中有關國民身分認同及中國的元素,例如在小學常識科中相關的內容已逐步增加,涵蓋各朝代、節日、文化及主要歷史人物等的學習。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是初中的必修學習內容,中國歷史是初中和高中的獨立科目,中華文化則是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的核心範疇;初中地理科有關中國的內容增加至30%;音樂與視覺藝術科亦已加入中國音樂及藝術。此外,自二○○三/○四學年起,教育局已為中小學生提供一系列前往內地的交流計劃,而且多年來一直致力加強計劃的內容和質素。課程發展議會會按現有的機制,不斷優化相關課程及教學,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國家、文化及提升他們的國民身分認同。

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4時42分

李卓人:反對放寬輸入外勞

星島日報 | 2015-01-23 報章 | A17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李卓人

行政長官上周發表本年度《施政報告》,公眾焦點大多集中梁振英殺氣騰騰,點名狠批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及結集《香港民族論》鼓吹港人命運自決,似是忽略了《施政報告》對廣大打工仔女另一殺着——放寬輸入外地勞工,其中地盤工人可說是首當其衝。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指出,建造業面對嚴峻的技術工人人手短缺和老化問題,雖然自去年四月起,「補充勞工計畫」已加快處理公營工程項目的申請,但有關情況仍未見顯著改善,因此建議進一步放寬輸入外勞,包括容許輸入勞工可在不同公營工程地盤工作。工黨認為有關建議猶如飲鴆止渴,只顧承建商的短期利益,漠視地盤工人的長遠福祉,亦不利建造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繼續閱讀「李卓人:反對放寬輸入外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