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人:今次選舉,從政40年來最大壓力

眾新聞 撰文: 記者盧曼思 | 發佈日期: 21.11.18

兩年前,李卓人在立法會新界西直選落敗,結束20年議員生涯,事後他激動落淚,唔打算再參選。

今次,周日(11月25日)舉行的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搞乜又撲出來?

李卓人,咁多年來,你究竟做過乜?

成日聽到你嗰把勁大嘅聲嗌「結束一黨專政」、「撐到底、撐到底……」,你除咗嗌咪仲識乜嘢?

都61歲啦、又左膠又大中華膠,夠啦,華叔嗰套唔興啦,仲出嚟?

李卓人咁樣話:

「今次選舉,係我從政40年來,最大壓力的一次。」

咁仲落水做乜呢?

即係咁……

如果不是選舉,也不會留意到,李卓人的頭髮白了,身軀比以前彎了。很多人不知道,李卓人出身中產家庭,1978年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他之後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開展工運,90年代與司徒華、劉千石等人創辦職工盟,1995年開始參選立法會,長勝至2016年。他最為人記得的一件事,是八九民運帶著香港人約200萬元捐款到北京支援學生,六四屠城後翌日回港時,在機上被公安帶走遭拘留3日,簽悔過書後獲釋,捐款則被沒收。 繼續閱讀「李卓人:今次選舉,從政40年來最大壓力」

【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支聯會的誕生】李卓人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

「89 民運時,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之後,大家都關注事態發展。我記得『學聯』開始上街,我們看到學運在國內是澎湃的,對我來說有個感覺,就是我們『砌』了這麼多年,希望中國走向民主,那時就是黃金時機實現夢想。」

「426 社論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之後,差不多個個人都走上街。感動的地方是香港人自發寫橫額、畫公仔、搞創作,這些也都很寶貴。那時團體頗不濟事,我咁大個仔未見過咁多人上街。」

在整個運動中,他也在前線,主要負責糾察長的工作,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八號風球四萬人上街遊行到新華社。「我作為工人運動者,又聽到全國總工會罷工了,感覺很興奮,革命已經來到。另一次就是百萬人遊行。」5 月27 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他也做糾察。

「我一直在外沒有參與核心,六四完了我才參與核心。由選舉『支聯會』常委那次開始進入核心。六四對我衝擊太大了。我做常委很自然,我是香港人救的,對運動要永遠承擔,我知道應該當選。我對當時會議沒有什麼深刻印象,一心想着怎樣把活動搞好些,接着來的是百日祭。」

他說的「我是香港人救的」是指他帶捐款北上支援民運學生被扣留的事。「我帶了一百萬港元捐款上去北京,給扣起來時,收條寫的是二百萬。扣留的錢比我帶去的多,是因為那是在天安門的學生之前籌募的錢,都交給了我。」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包括了對中國民運而不單是香港的工運承擔。」

問他對寫悔過書一事還有沒有留下陰影?「我在香港做嘢照去,香港人某程度上幸福得很,在一國兩制下有安全感,我完全沒有驚的感覺。某個程度的陰影是,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很tough 的人,我都是要簽悔過書回來,對我性格上留下了些陰影,而並非事件對我留下心理陰影。令我會懷疑自己是否到最後都不是一個堅强的人,不可以承擔太大痛楚太大的苦難。現在間中仍然有想一下,如果重複一次我會怎麼做,會否到某些關節我還是會不夠tough 呢?」

 

 

 

 

 

 

 

 

 

 

 

 

 

【六四29年 ‧ 堅持與改變】李卓人:「人民起來」對我仍然重要

記:《明周》記者
李:李卓人

記:關於六四,該從何談起?當年還是今天?

李:沒所謂,廿九年前發生的事,是每一天都在中國發生,甚至更得人驚,香港都承受着這種壓力。對我們來說,本身中共的體制,是一種極權的控制,只是在89年時好寬鬆。現在好多人都說89年前胡耀邦時代是整個中國自1949年之後最自由的時間,現在想來,真的如此。隨着科技發展,極權控制愈來愈厲害,奧威爾的《1984》只不過概念上好似有個大阿哥在看着你,現在真真正正在中國體制裏面,大數據、Social Credit社會信用、Facial recognition……比89年更厲害,89年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殺人政權,他可以去到殺人的地步,現在同樣極權,但未必是殺了你,你還未發聲,已經鎮壓了你,這樣更可怕。所以作為香港人也好,作為中國人也好,無論你什麼身份認同,最後都要面對,然後這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愈來愈可怕。這時候,我們更加要繼續八九精神,繼續對極權抗爭。

記:回想六四事件,最難以忘記的是什麼?

李:我到北京最後一晚(6月3日)是在工自聯帳幕裏面,10點幾,工人突然話軍隊殺入來了。他們要出去擋,出去保護學生,當時我覺得好感動,始終工人階層不是知識分子,他們會覺得自己要犧牲多一些,不會太惜身,跟住所有人走晒。衝衝衝,衝晒出去,我好記得那幾個人,工人很有組織地去保護學生。

我記得那時不知誰說全國總工會發起罷工,怎料是假消息。對我來說,有種團結工會的幻想,覺得當年如果有罷工,局面可能不同。因對我來說,公民社會就是時刻準備,做到全面性罷工,這很可惜,運動去到某個階段,就差這裏。工人最強的角色,沒有展現,運動結果失敗。

記:為何沒有罷工罷市?

李:工自聯剛剛一個月之前才成立,無人認識,就是一班工人,一般人有沒有信心讓工自聯韓東方出來舉旗?而且團結工會好不同,例如要有一個船廠、一個工會、一個船長,以前抗爭過,人們相信他,覺得這個人是領袖,才會跟隨。但當時中國工運完全沒有領袖,知識分子和學生都不是這些人的領袖,沒有一個真的工人運動領袖領導這件事。

記:回來香港曾計劃搞罷工?

李:沒有成功,香港都是同一個問題,就算香港去到想罷工罷市,但是當時華叔擔心旺角出事,所以他叫停了。拗到現在都說應唔應該停,這個是有歷史因素,當時工運未夠成熟。你需要好長時間,有罷工氣氛,然後政治罷工才會成功。

記:有沒有一段時間覺得很快就能平反六四?

李:鎮壓完之後,整個世界都在譴責暴行。同路人都擁有意識要去改變社會,本來我們那時候都是樂觀的,以為(政權)可能兩三年就會倒台。當然最後沒有,你說有沒有失望?怎樣說呢?後來覺得,「失望」都是一種奢侈,因為你毫無辦法,你只能繼續走這條路。劉曉波坐監,劉霞被軟禁,最近709事件、新疆鎮壓,嘩,愈來愈多。累積到個人真係,喂,真係好離譜,好多事發生,在香港亦好離譜,好多事發生。有時你會覺得,希望在哪裏呢?問自己,但最後,我都說這是一種「奢侈品」。我們已經好清楚,無論現在怎樣灰暗也好,都要堅持燭光繼續燃點,令到更多人和你一起繼續抗爭而不是大家攬着一起失望,然後去喊,喊完之後什麼都不去做。

記:理解年輕一代如何看六四嗎?

李:我是理解的,新一代對中共反感,對中共在香港的暴行或許多事看不過眼。但我為香港年輕一代感到悲慘的是,你覺得那是那麼遙遠,但事實上,鎮壓是那麼接近。

所以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沒有中國人的身份不緊要,支聯會不是一定要人愛國,我覺得支聯會最重要是愛人民。愛人民,這個沒可能退讓,就算你覺得中國人無得救,中國人犯賤,沒有民主質素,但底線是,仍然要譴責屠城,追究屠城責任。對我來說,有些人會將人民和國家混為一談,我自己覺得,重點是看到人權的價值。要反對中共在港實施威權管治,必須要根源地去和中國的民間社會連結,結束一黨專政,這是我一路以來的信念。

我自己作為工黨,為勞工階層去打拚,為民主打拚,其實好國際主義,覺得是世界地球公民。對我來說,只不過我生於這個地方,我有八九這個經歷,令我多了一種承擔和責任。非常不開心的一件事是,大學一個學生會以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作為政綱,這是為了表示身份認同,而去切割一個有公義元素或對抗極權元素的運動。

我是香港人救的

記:有沒有在八九年前和中國有聯繫?

李:八八年已經見過李後(港澳辦前副主任),就《基本法》諮詢講勞工問題。抗議成日都有,搞過要求釋放魏京生(七九年爭取民主被囚禁的中國政治犯)簽名運動。當年去維園舉行集會,要分N個區,反九巴加價,華叔(司徒華)和劉千石一起,得幾千人都要好緊張個秩序,要分N個區做糾察;到了八九民運,哪需要這些東西?運動一開始,你發現以前做的事都是多餘的。人們自己行出來,8號風球四萬多人遊行,自己攞起橫額,自己寫橫額,不用你去組織,不用你去打電話,不用你去叫人出來,見到有人帶着仔女,或者拖男帶女,新華社門口有很多人,你覺得一生人的希望就在這裏。

人民起來,就是我們搞社運的人的夢想實現,年輕人現在這一代去到雨傘運動,你都可能有這種感覺。一生人裏面,你還想怎樣?當然我覺得我是幸運的,八九民運百萬人,2003「七一」五十萬人,再加雨傘運動。人生經歷三大運動,沒有什麼後悔,問題是還未成功。悲傷的是,希望去到最高,失望同樣去到最大。

八九民運被鎮壓,你想想,尤其我在北京,看到六四熄燈。燈熄了,在北京飯店看下去,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聽到槍聲。第二日我們香港學生不知去了哪裏,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正在醫院,我去醫院找他,帶他們去北京飯店。到了醫院,屍體、傷者全部躺在醫院。你那天晚上感受到那種槍殺和屠城,第二天在醫院親眼看到。對我來說,整個人冧晒,本來是覺得最有希望的時代,怎料到會用一個槍殺的鎮壓來終結。

記:你當時想過拿着錢支援學生,同時可能推翻政權?

李:當時是這樣想的,一方面希望可以就算不是一次過推翻政權,起碼民主力量可以抬頭,帶來一個改變。但到了5月30日,感到形勢轉趨惡劣,預感鎮壓即將殺到,對我來說,那是好痛苦的過程。我在北京被關了幾日,當時你不知道自己生死如何、命運如何,當然會徬徨。後來回到香港,覺得係香港人救了我,同時亦有一種對民運的承擔,一世都拋開不了。

記:有沒有反思當年一些做法?

李:當時太年輕,有些地方,不夠堅持,不夠勇氣,(在北京被扣留時)簽下悔過書,有時想過,歷史重演,我會怎樣做?如果當時不簽又會怎樣?可能個人付出的代價會高一些,但會不會能爭取多一點迴響?自己強硬一些,對方會讓步?還是不讓步?我不知道。有時想,那都已經過去了。我成了歷史一部分,當然,香港好多學生都在北京,每個人都有角色。我不是說我的角色很大,但始終在那一刻,因為我被扣押,香港羣情洶湧。

記:過去二十年,有沒有人叫你放下民運包袱?

李:董建華有同華叔(司徒華)這樣講過,但一直沒有人對我說這些,大家都知,沒有人白費唇舌,在這方面叫我放棄。

記:你曾拿着港人200萬捐款去支持民運,後來被沒收,你有向當局追討嗎?

李:九十年代,有出信追討,我有收據,好清楚,但一直沒有回覆。

記:被扣留對你有什麼長遠影響?

李:對反極權更加堅定。回港時,我有責任將我自己見到的事說出來,因為好記得屠城之後,北京人民最想我們能夠把真相講出去。

記:六四後的91年選舉,民主派大勝。

李:可惜都只是十八席直選(當時立法局全數議席為六十席),未去到多數。《基本法》頒布,改變亦不夠多。始終覺得英國佬對不起我們,那時最保守的觀點都認為香港要有一半直選議席。那個契機,我們沒有好好掌握,應該再逼英國佬更多。

記:「黃雀行動」你有幫手,主要負責什麼?

李:主要是和外國政府聯絡,讓民運人士盡快離開香港,至於他們如何來香港,是另一班人做的。到了香港,住宿舍,有時要滯留,我和領事商談,最初很順利,但後來有一段時間,不是太知名的人,要等一年時間,證明身份。部分人兜一個圈之後,返來香港做事。

8964仍然是一個符號

記:如何看89年至今民主力量碎片化?

李:香港民主運動力量分散,這是近十年最讓人痛心的事。我覺得黃毓民好成功,他是第一個拆大台的人,他可以令一代人改變看法,開始質疑民主派。現在太多人自我中心,個個都覺得自己那套最正確,沒有尋求最大團結性,只要非我族類,和你意見不合就打你。

六四後我沒有加入民主黨,因民主黨和我有分別,我剛才說我堅持勞工。民主黨有時候以為(跟中央)談妥一些東西,就以為有第二步,但發現每次都被搵笨。上次政改區議會新增功能組別方案我是反對的,他們贊成。他們覺得人們投票之後,會有全港性投票意識,但最後有沒有這個意識都好,中央都不理你。

碼頭罷工、紮鐵罷工,那些才是我想做的東西。坦白說, 十年來,我開始覺得悲情對整個運動沒有用,你一定要贏得勝利。工運的集體談判勝利,再將權力不均、不公義和階級問題暴露出來,這對我來說好重要。工人起來,人民起來,都是我想見到的東西。

記:八九民運對一整代人的影響為何?

李: 二十多年來,對一代人影響好大,對整代人的政治取向都有影響,都抗拒共產黨威權管治。不可能看輕這場運動,公民黨梁家傑從政,源頭都是八九民運。如果不是我們這一代,從八九民運一路「砌」到現在,《基本法》23條可能已經立法。2003年「七一」亦是八九民運的一個延後,所以影響很大,我覺得香港如果不是八九,我們不可能撐這麼久。去到雨傘時,新一代人出來,我們都有繼續參與,但開始出現分歧。

今時今日, 8964仍然係一個符號。我覺得這是整個運動最成功的一點。這樣東西咬住不放,是咬到中國共產黨一個弱點,因為就算他怎樣強硬都好,都不敢重提八九民運。敵退我進,像下棋,食住這個位。「結束一黨專政」叫到今日被人說若參選會被DQ(取消資格),都是一種成功。就算年輕人不認同也好,始終8964是一個符號,是用民主堅持反抗極權、根深蒂固的價值觀。這件事最大危機反而是,能否讓年輕一代延續這個符號。

 

 

 

【八方相當年】李卓人中學寸寸貢 曾被訓導捉去剪頭髮

60年代四男子,影響全球文化,「嗰時讀中學,鍾意Beatles、鍾意音樂,一定要夠型,所以都跟風留長頭髮,試過畀訓導主任捉住去剪頭髮㗎,哈哈。」生於57年嘅李卓人自稱那些年「寸寸貢」,可能都係Beatles帶起嗰種反叛心態,但一到讀書就好乖,最愛讀數嘅佢成績優異入到港大讀土木工程,結果卻係走上工運之路,自爆阿媽都話過唔知佢「做緊乜」,若果無頂住家庭壓力,唔會見到由長到短、由黑到白嘅李卓人,年復年為打工仔爭取合理權益。

喺唔少組織做領導嘅阿人,原來三兄弟中排最細。由於兩個哥哥讀書叻,令佢自細覺得最緊要讀書,民生書院小學讀到預科,成績都不俗,揀港大讀土木工程,皆因當年真係有諗過做工程師,點知入到大學開始由不問世事變成關心政治,「當時大家都認中關社,啱啱毛澤東死咗,個個都探索香港同中國嘅未來,我由乜都唔識唔理,開始去關心時事」,其間幫過艇戶爭取權益,「覺得呢個世界真係非常不公義。」

有啲嘢,click著咗就返唔到轉頭,社運投入度愈嚟愈熱,阿人大學畢業後,當然冇加入工程界,反而去咗聯合醫院旗下嘅職業健康中心任職。事實上呢,佢畢業試成績麻麻,「梗係啦,全部時間去晒搞嘢,4月中先至嚟讀書,得嗰兩三個月搏命,日日去lib記(library),都係啱啱pass。」

如果當年入唔到港大,阿人話自己可能同兩個哥哥一樣去外國讀書,唔會留喺香港發展,但世事往往出人意表。佢自爆當時媽媽見佢參與咁多運動都唔多高興,「佢話都唔知我做緊乜,點解入咗大學變成咁?寧願我去外國讀書發展。」最終頂住屋企壓力走上工運路,做過前立法會議員兼喺支聯會核心,嚟緊九西補選一役,呢位自稱抗爭抗到聲線由輕柔變粗獷嘅工運領袖,或者又有重任在身。 

主權移交前的獨立工運 ── 專訪李卓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24-opinion-leecheukyan/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端傳媒記者 鍾耀華

「工人的手被機器壓傷,我伴着家屬追討賠償,安家費。我還記得老闆拋低一句:『你老公自己不小心而已。』」攝:盧翊銘/端傳媒

漁船棲息於高樓密布的維多利亞港,陽光灑落,海面波光粼粼,朝氣蓬勃。

這是典型的香港形象。

高樓,意味着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之都;漁船,意味着香港一帆風順過渡至今天。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甚至,連人也不曾存在。

但在主權移交前,面對經濟轉型,面對前途問題,工人運動曾苦苦堅持,發出來自工人的怒濤,疾呼經濟轉型下工人承受的剝削與不公。

職工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

李卓人,現職工盟秘書長,立法會議員,從事工運三十多年。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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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開始

「七十年代所謂眾多勞工條例的改進,只不過是香港的勞工保障太低水平。」李卓人這樣說。

香港戰後工會的發展,主要受中國與台灣影響。1948年香港政府通過《職工會條例》,規範工會的註冊,同年,親共產黨的工聯會及親國民黨的工團總會相繼成立,在港成對衡之勢。

1967年是工運的轉捩點。當時社會貧富懸殊厲害,英國人佔據社會上層位置,基層市民生活困苦,1967年4月新蒲崗人造花廠削減工資,收緊對工人的待遇,引來工人抗議,事件迅速升溫,工聯會在大陸文革的思潮影響下,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把行動升級,放置炸彈及暴力襲擊。後來事件以中共領導層表態放棄支持左派在港鬥爭而結束。暴動的破壞與立場的搖擺,使得左派工聯會在港形象嚴重受挫。

雖然工聯會的抗爭失卻人心,但背後反映的卻是工人對社會的普遍不滿。為此,政府於1968年提出33項勞工法例改動,其中最重要的是訂立一條適用於所有僱員的《僱傭條例》,規範工人福利的基本要求。勞工法例的改革於是成為了七十年代勞工團體及工會爭取的主軸。

李卓人認為,這不過是由於香港的勞工保障水平低,經濟開始上升,英殖政府要舒解社會矛盾才開始做勞工立法。

「老實說,當時七十年代初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出來『砌』(爭取)『休息日』,到我1978年開始參與勞工運動『砌』分娩假,其實是好基本,好卑微的訴求而已。這些勞工的保障相對整個經濟,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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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一片的七十年代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附屬組織,職工盟前身,獨立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七、八十年代的工運裏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張走到工人當中,與勞苦大眾在一起,對工業化的香港社會與工人宣教與提供服務。李卓人在1978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加入工委會。

「七十年代的工運有個特色,就是空白一片。」

「工人覺得工聯會在六七暴動時出賣了他們。工聯會行事要跟隨北京的政治氣候,常改絃易轍,使人無所適從。到1976年,文革尾聲,一天前後北京的政治氣氛就從『支持四人幫打倒鄧小平』轉為『支持鄧小平』,整個意識形態的震盪讓工聯會形象盡失,也使得她在工運方面幾近缺席。」

「另一方面,由於工聯會拒絕進入殖民地的諮詢架構,杯葛整個勞工立法,因此把勞工立法的空間騰出來;同時右派的工團總會開始老化,整個工運空白一片。」

「工委會就是在這個空間下以最少的人手發揮最大的作用,連結勞工團體爭取勞工立法,以及搞工人意識,比如說是辦『工人日報』,到工廠區派發。一旦你開始派發宣傳品,就可介入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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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撃戰」與「陣地戰」

基於人手限制,這種「危機介入」的方式是當年勞工團體組織工人的慣常手法,他們叫這些做「遊撃戰」。

早期的工委會長期只有五到十人做事,更要負責不同範疇。打遊撃的意思是哪裏發生工潮,他們就主動介入,然後搞組織起來。當時工委會搞的組織不是工會,而是勞工小組組織。

「當時很多社工組織開展青少年工作,我們工委會就提議他們辦勞工小組服務職工青年。工委會就連結全港各勞工小組組成聯盟,然後搞行動,爭取工傷法例立法,工業安全等。這樣就有一個外在資源為我們所用。」

然而,「遊撃戰」有其自身的限制。勞工小組的組織力很倚賴跟進小組的社工,一旦社工更替,小組往往無法維持。而且,八十年代起,工業開始轉型,不少工廠倒閉或者北移,勞資關係在議價能力上的懸殊,也讓工委會意識到「陣地戰」的重要性。所謂「陣地戰」,其實即是辦工會。辦工會最大的困難,是資金與人手。

1984年,中英簽定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於1997年移交中國。為此,國際工運對香港獨立於國共兩黨的工會勢力產生關注。1984年「國際食品勞聯」與工委會合作,給予資金援助聘請員工,成立了「工會教育中心」,旨在為不同行業間的工會提供平台及資料交流經驗及合作。

對於這樣的國際援助,《大公報》、《文匯報》時常冠之為「外國勢力」。李卓人不以為然:「老實說,工運應該無國界的,我們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外國勢力』。我是國際工運一分子,與國際工會自然有密切的聯繫。國際工會認為香港是抗衡中共重要之地,我們也要利用他們的援助。」

「工會教育中心」成立,加上各行業陸續出現獨立工會,工委會看到發展工會的潛質,於是把獨立工會,左派工會以及右派工會拉合成立了一個有關工業安全的聯席會議。「當時左派工會之所以願意參與聯席,在於他們自六七暴動後積弱,正在重整江山,要與我們合作,甚至曾經會非常謙虛地說要向我們學習。而右派工會則更不用說,他們已經日漸老化失勢了。」

不過,勞工團體大團結只是短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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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的反撲

1984年,「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前身)把工作方針定為「參與社會事務,爭取合理權益,擴大愛國團結,促進穩定繁榮」,意味着工聯會休養生息足夠,準備在主權移交前積極介入香港勞工事務。

工聯會最重要的反撲出現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勞工界代表的爭奪上。1985年8月,包括工委會在內28個勞工團體和工會發起「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強調港人起草基本法的重要性,為此他們成立了常務小組,協商制定「基本法諮詢委踏會」的7人名單,同意裏面應有不同派別的工會及團體,其中左派佔3名代表,互諒互讓。

然而,在決定會議的前夕,工委會的代表劉千石因過往常激烈參與工潮而被告之要「顧全大局」,左派工會明言不會支持劉千石出任聯席的7人代表。

由於左派工會在後來加入聯席的情況下迅速佔過半數優勢,劉千石自知無法選上,於是與幾個工會紛紛退出選舉與聯席。

「工聯會準備在九七年主權移交的過程中爭奪自己的位置。因此,他們必要與我們對抗。」李卓人這番說話並非虛言。在此次事件後港澳辦公室顧問王魯明接見由左派主導的聯席代表時表明:「現時的政策是為香港的資本家設想,否則資本家不會在香港投資,那麼香港的安定繁榮難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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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曾經的黃金時代

「我們是民主派裏工會的一翼,很清楚要爭取民主,與工聯會不同。」攝:盧翊銘/端傳媒

地區議會開放選舉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然而工委會要到在1995年才由過渡到職工盟的李卓人參選新九組的勞工界別。

李卓人說不參選區議會是因為區議會的運作與勞工團體討論的東西無關,因為勞工組織要處理的矛盾大部分都來自老闆,要在職場而非議會中與老闆抗衡,「而且當時沒有立法局選舉,不能進入議會然後制定勞工法例。」

職工盟成立於1990年,當時的考慮是工會運動屬於工人,不屬教會。李卓人回想,「當教會為工人充權的使命完成了,教會就該退下來。其實當職工盟成立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已經低度運作了。」

至於為什麼要入議會,李卓人的說法是被「新九組」所逼。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後,在當年的首份施政報告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新設九個功能界別。任何在1991年人口普查中報稱從事其中一個行業的在職人士,都會自動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因而選民數目高達106萬,變相使新九組成為直選議席。

「職工盟想保持抗爭純潔性,所以一直不參選,但彭定康搞了個『新九組』出來,我們沒理由把工人的代表性拱手相讓出去,因此新九組某個程度是逼我出山。我們不能讓另外的人代表工會。」結果李卓人循紡織及製衣界別晉入立法局。

李卓人進入立法局後,恰恰處於勞工法例立法的黃金兩年。

「1995到1997年,立法局議員可以就公共事務提出私人法案,加上民主派有機會過半數,我成功提出及制定了不少勞工法例,當中最重要的包括『集體談判權』。這迅速壯大了職工盟,因為職工盟的知名度頓時大大提高,令工人更主動找職工盟協助,這也同時讓大家認同議會工作能配合到街頭的工會抗爭。」

「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規定僱主需要承認擁有15%員工為會員,以及獲得企業內超過50%僱員授權的職工會,與之制定集體談判協議。

可是在主權移交後,這條草案被沒有選民授權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成為了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一條法例。而且,議員的私人法案也被大大限制,不得關涉公共開支及政治體制,若涉及政府政策則須事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如此一來,議會的立法及改善勞工法例保障的功能幾近廢掉。

「是的,」李卓人非常坦白,「現在立法會只能是保持着職工盟維護勞工權益的知名度。我不想把議會說到無能,但議會要有所收成,前提是街頭長年累月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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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安定繁榮?

千禧年後,香港出現兩次比較大型的工潮,一次是2007年的紮鐵工潮,另一次是2013年的碼頭工潮。兩次工潮的共通點,除了是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外,就是都出現了工聯會及職工盟之間的糾纏,前者妥協接受資方安排,批評後者搞事;後者領導工潮,批評前者出賣工人。

「香港的工運面對很多局限的。第一就是有工聯會,他們會拉後腿。」李卓人明言,很多時候因工聯會之故,在同一個行業或公司裏有兩個工會,因此在工潮抗爭上容易分裂。「比如巴士工會爭取加人工,我們堅持訴求打算下午罷工,但早上工聯會已經讓步了,說接受公司的加薪幅度,那麼我們下午的罷工就會弱化很多,人家會說既然已經討論好了,罷工來幹什麼?」

除此以外,在李卓人眼中工聯會的會費極低又不事抗爭,嚴重局限了工運。國際的慣例是每個月百份之一的收入作為會費,但工聯會的會費卻可低至接近60元一年。

「我們工會的會費比他們高幾倍,但在實際上仍然是不足以維持工會運作的。工人會問我們:『有什麼着數(福利)?工聯有二十萬人壽保險。』我們的工會領袖只能夠回應:『你去拿吧,他們的保險死後才能拿取,要搞工會就來職工盟,要拿保險就去工聯會。』」

「八十年代工聯會聽從北京最高指示:『香港要與資本家合作』,甚至到了今天,工聯會亦高舉『安定繁榮』論。每當工人在職場上遇到不合理待遇,工聯會只會對他們說要安定繁榮。」

「這到底是誰的安定繁榮啊?資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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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問題

話雖如此,職工盟之所以能夠從工運裏發展而來,的確「有賴」於工聯會七、八十年代在工運上的白卷。從這個角度看,職工盟與工聯會的關係似乎一直糾纏。

在工聯會以外,今天職工盟面對更重要的局限是青黃不接。相對七、八十年代工人都聚在工廠,今天年輕人從事服務行業居多,較為分散,難以組織起來,而恰恰工運強調的就是組織。

「這就成了職工盟接下來五到十年的挑戰。我們需要在每個工會都培育出年輕的理事,準備接手工會。如果失敗,那麼工會與工運就也勢危。」

「在工運裏,如何可以令年輕人參與組織?」

這是李卓人的問題,也是今天工人運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