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忘記,努力回憶 支聯會的誕生】李卓人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

「89 民運時,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之後,大家都關注事態發展。我記得『學聯』開始上街,我們看到學運在國內是澎湃的,對我來說有個感覺,就是我們『砌』了這麼多年,希望中國走向民主,那時就是黃金時機實現夢想。」

「426 社論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之後,差不多個個人都走上街。感動的地方是香港人自發寫橫額、畫公仔、搞創作,這些也都很寶貴。那時團體頗不濟事,我咁大個仔未見過咁多人上街。」

在整個運動中,他也在前線,主要負責糾察長的工作,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八號風球四萬人上街遊行到新華社。「我作為工人運動者,又聽到全國總工會罷工了,感覺很興奮,革命已經來到。另一次就是百萬人遊行。」5 月27 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他也做糾察。

「我一直在外沒有參與核心,六四完了我才參與核心。由選舉『支聯會』常委那次開始進入核心。六四對我衝擊太大了。我做常委很自然,我是香港人救的,對運動要永遠承擔,我知道應該當選。我對當時會議沒有什麼深刻印象,一心想着怎樣把活動搞好些,接着來的是百日祭。」

他說的「我是香港人救的」是指他帶捐款北上支援民運學生被扣留的事。「我帶了一百萬港元捐款上去北京,給扣起來時,收條寫的是二百萬。扣留的錢比我帶去的多,是因為那是在天安門的學生之前籌募的錢,都交給了我。」

「整個運動令我走上不歸路。從前我對中國民運沒有那麼強的承擔,八九民運之後,我的不歸路我的承擔就是我一生的承擔,包括了對中國民運而不單是香港的工運承擔。」

問他對寫悔過書一事還有沒有留下陰影?「我在香港做嘢照去,香港人某程度上幸福得很,在一國兩制下有安全感,我完全沒有驚的感覺。某個程度的陰影是,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很tough 的人,我都是要簽悔過書回來,對我性格上留下了些陰影,而並非事件對我留下心理陰影。令我會懷疑自己是否到最後都不是一個堅强的人,不可以承擔太大痛楚太大的苦難。現在間中仍然有想一下,如果重複一次我會怎麼做,會否到某些關節我還是會不夠tough 呢?」

 

 

 

 

 

 

 

 

 

 

 

 

 

【六四29年 ‧ 堅持與改變】李卓人:「人民起來」對我仍然重要

記:《明周》記者
李:李卓人

記:關於六四,該從何談起?當年還是今天?

李:沒所謂,廿九年前發生的事,是每一天都在中國發生,甚至更得人驚,香港都承受着這種壓力。對我們來說,本身中共的體制,是一種極權的控制,只是在89年時好寬鬆。現在好多人都說89年前胡耀邦時代是整個中國自1949年之後最自由的時間,現在想來,真的如此。隨着科技發展,極權控制愈來愈厲害,奧威爾的《1984》只不過概念上好似有個大阿哥在看着你,現在真真正正在中國體制裏面,大數據、Social Credit社會信用、Facial recognition……比89年更厲害,89年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殺人政權,他可以去到殺人的地步,現在同樣極權,但未必是殺了你,你還未發聲,已經鎮壓了你,這樣更可怕。所以作為香港人也好,作為中國人也好,無論你什麼身份認同,最後都要面對,然後這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愈來愈可怕。這時候,我們更加要繼續八九精神,繼續對極權抗爭。

記:回想六四事件,最難以忘記的是什麼?

李:我到北京最後一晚(6月3日)是在工自聯帳幕裏面,10點幾,工人突然話軍隊殺入來了。他們要出去擋,出去保護學生,當時我覺得好感動,始終工人階層不是知識分子,他們會覺得自己要犧牲多一些,不會太惜身,跟住所有人走晒。衝衝衝,衝晒出去,我好記得那幾個人,工人很有組織地去保護學生。

我記得那時不知誰說全國總工會發起罷工,怎料是假消息。對我來說,有種團結工會的幻想,覺得當年如果有罷工,局面可能不同。因對我來說,公民社會就是時刻準備,做到全面性罷工,這很可惜,運動去到某個階段,就差這裏。工人最強的角色,沒有展現,運動結果失敗。

記:為何沒有罷工罷市?

李:工自聯剛剛一個月之前才成立,無人認識,就是一班工人,一般人有沒有信心讓工自聯韓東方出來舉旗?而且團結工會好不同,例如要有一個船廠、一個工會、一個船長,以前抗爭過,人們相信他,覺得這個人是領袖,才會跟隨。但當時中國工運完全沒有領袖,知識分子和學生都不是這些人的領袖,沒有一個真的工人運動領袖領導這件事。

記:回來香港曾計劃搞罷工?

李:沒有成功,香港都是同一個問題,就算香港去到想罷工罷市,但是當時華叔擔心旺角出事,所以他叫停了。拗到現在都說應唔應該停,這個是有歷史因素,當時工運未夠成熟。你需要好長時間,有罷工氣氛,然後政治罷工才會成功。

記:有沒有一段時間覺得很快就能平反六四?

李:鎮壓完之後,整個世界都在譴責暴行。同路人都擁有意識要去改變社會,本來我們那時候都是樂觀的,以為(政權)可能兩三年就會倒台。當然最後沒有,你說有沒有失望?怎樣說呢?後來覺得,「失望」都是一種奢侈,因為你毫無辦法,你只能繼續走這條路。劉曉波坐監,劉霞被軟禁,最近709事件、新疆鎮壓,嘩,愈來愈多。累積到個人真係,喂,真係好離譜,好多事發生,在香港亦好離譜,好多事發生。有時你會覺得,希望在哪裏呢?問自己,但最後,我都說這是一種「奢侈品」。我們已經好清楚,無論現在怎樣灰暗也好,都要堅持燭光繼續燃點,令到更多人和你一起繼續抗爭而不是大家攬着一起失望,然後去喊,喊完之後什麼都不去做。

記:理解年輕一代如何看六四嗎?

李:我是理解的,新一代對中共反感,對中共在香港的暴行或許多事看不過眼。但我為香港年輕一代感到悲慘的是,你覺得那是那麼遙遠,但事實上,鎮壓是那麼接近。

所以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沒有中國人的身份不緊要,支聯會不是一定要人愛國,我覺得支聯會最重要是愛人民。愛人民,這個沒可能退讓,就算你覺得中國人無得救,中國人犯賤,沒有民主質素,但底線是,仍然要譴責屠城,追究屠城責任。對我來說,有些人會將人民和國家混為一談,我自己覺得,重點是看到人權的價值。要反對中共在港實施威權管治,必須要根源地去和中國的民間社會連結,結束一黨專政,這是我一路以來的信念。

我自己作為工黨,為勞工階層去打拚,為民主打拚,其實好國際主義,覺得是世界地球公民。對我來說,只不過我生於這個地方,我有八九這個經歷,令我多了一種承擔和責任。非常不開心的一件事是,大學一個學生會以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作為政綱,這是為了表示身份認同,而去切割一個有公義元素或對抗極權元素的運動。

我是香港人救的

記:有沒有在八九年前和中國有聯繫?

李:八八年已經見過李後(港澳辦前副主任),就《基本法》諮詢講勞工問題。抗議成日都有,搞過要求釋放魏京生(七九年爭取民主被囚禁的中國政治犯)簽名運動。當年去維園舉行集會,要分N個區,反九巴加價,華叔(司徒華)和劉千石一起,得幾千人都要好緊張個秩序,要分N個區做糾察;到了八九民運,哪需要這些東西?運動一開始,你發現以前做的事都是多餘的。人們自己行出來,8號風球四萬多人遊行,自己攞起橫額,自己寫橫額,不用你去組織,不用你去打電話,不用你去叫人出來,見到有人帶着仔女,或者拖男帶女,新華社門口有很多人,你覺得一生人的希望就在這裏。

人民起來,就是我們搞社運的人的夢想實現,年輕人現在這一代去到雨傘運動,你都可能有這種感覺。一生人裏面,你還想怎樣?當然我覺得我是幸運的,八九民運百萬人,2003「七一」五十萬人,再加雨傘運動。人生經歷三大運動,沒有什麼後悔,問題是還未成功。悲傷的是,希望去到最高,失望同樣去到最大。

八九民運被鎮壓,你想想,尤其我在北京,看到六四熄燈。燈熄了,在北京飯店看下去,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聽到槍聲。第二日我們香港學生不知去了哪裏,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正在醫院,我去醫院找他,帶他們去北京飯店。到了醫院,屍體、傷者全部躺在醫院。你那天晚上感受到那種槍殺和屠城,第二天在醫院親眼看到。對我來說,整個人冧晒,本來是覺得最有希望的時代,怎料到會用一個槍殺的鎮壓來終結。

記:你當時想過拿着錢支援學生,同時可能推翻政權?

李:當時是這樣想的,一方面希望可以就算不是一次過推翻政權,起碼民主力量可以抬頭,帶來一個改變。但到了5月30日,感到形勢轉趨惡劣,預感鎮壓即將殺到,對我來說,那是好痛苦的過程。我在北京被關了幾日,當時你不知道自己生死如何、命運如何,當然會徬徨。後來回到香港,覺得係香港人救了我,同時亦有一種對民運的承擔,一世都拋開不了。

記:有沒有反思當年一些做法?

李:當時太年輕,有些地方,不夠堅持,不夠勇氣,(在北京被扣留時)簽下悔過書,有時想過,歷史重演,我會怎樣做?如果當時不簽又會怎樣?可能個人付出的代價會高一些,但會不會能爭取多一點迴響?自己強硬一些,對方會讓步?還是不讓步?我不知道。有時想,那都已經過去了。我成了歷史一部分,當然,香港好多學生都在北京,每個人都有角色。我不是說我的角色很大,但始終在那一刻,因為我被扣押,香港羣情洶湧。

記:過去二十年,有沒有人叫你放下民運包袱?

李:董建華有同華叔(司徒華)這樣講過,但一直沒有人對我說這些,大家都知,沒有人白費唇舌,在這方面叫我放棄。

記:你曾拿着港人200萬捐款去支持民運,後來被沒收,你有向當局追討嗎?

李:九十年代,有出信追討,我有收據,好清楚,但一直沒有回覆。

記:被扣留對你有什麼長遠影響?

李:對反極權更加堅定。回港時,我有責任將我自己見到的事說出來,因為好記得屠城之後,北京人民最想我們能夠把真相講出去。

記:六四後的91年選舉,民主派大勝。

李:可惜都只是十八席直選(當時立法局全數議席為六十席),未去到多數。《基本法》頒布,改變亦不夠多。始終覺得英國佬對不起我們,那時最保守的觀點都認為香港要有一半直選議席。那個契機,我們沒有好好掌握,應該再逼英國佬更多。

記:「黃雀行動」你有幫手,主要負責什麼?

李:主要是和外國政府聯絡,讓民運人士盡快離開香港,至於他們如何來香港,是另一班人做的。到了香港,住宿舍,有時要滯留,我和領事商談,最初很順利,但後來有一段時間,不是太知名的人,要等一年時間,證明身份。部分人兜一個圈之後,返來香港做事。

8964仍然是一個符號

記:如何看89年至今民主力量碎片化?

李:香港民主運動力量分散,這是近十年最讓人痛心的事。我覺得黃毓民好成功,他是第一個拆大台的人,他可以令一代人改變看法,開始質疑民主派。現在太多人自我中心,個個都覺得自己那套最正確,沒有尋求最大團結性,只要非我族類,和你意見不合就打你。

六四後我沒有加入民主黨,因民主黨和我有分別,我剛才說我堅持勞工。民主黨有時候以為(跟中央)談妥一些東西,就以為有第二步,但發現每次都被搵笨。上次政改區議會新增功能組別方案我是反對的,他們贊成。他們覺得人們投票之後,會有全港性投票意識,但最後有沒有這個意識都好,中央都不理你。

碼頭罷工、紮鐵罷工,那些才是我想做的東西。坦白說, 十年來,我開始覺得悲情對整個運動沒有用,你一定要贏得勝利。工運的集體談判勝利,再將權力不均、不公義和階級問題暴露出來,這對我來說好重要。工人起來,人民起來,都是我想見到的東西。

記:八九民運對一整代人的影響為何?

李: 二十多年來,對一代人影響好大,對整代人的政治取向都有影響,都抗拒共產黨威權管治。不可能看輕這場運動,公民黨梁家傑從政,源頭都是八九民運。如果不是我們這一代,從八九民運一路「砌」到現在,《基本法》23條可能已經立法。2003年「七一」亦是八九民運的一個延後,所以影響很大,我覺得香港如果不是八九,我們不可能撐這麼久。去到雨傘時,新一代人出來,我們都有繼續參與,但開始出現分歧。

今時今日, 8964仍然係一個符號。我覺得這是整個運動最成功的一點。這樣東西咬住不放,是咬到中國共產黨一個弱點,因為就算他怎樣強硬都好,都不敢重提八九民運。敵退我進,像下棋,食住這個位。「結束一黨專政」叫到今日被人說若參選會被DQ(取消資格),都是一種成功。就算年輕人不認同也好,始終8964是一個符號,是用民主堅持反抗極權、根深蒂固的價值觀。這件事最大危機反而是,能否讓年輕一代延續這個符號。

 

 

 

【八方相當年】李卓人中學寸寸貢 曾被訓導捉去剪頭髮

60年代四男子,影響全球文化,「嗰時讀中學,鍾意Beatles、鍾意音樂,一定要夠型,所以都跟風留長頭髮,試過畀訓導主任捉住去剪頭髮㗎,哈哈。」生於57年嘅李卓人自稱那些年「寸寸貢」,可能都係Beatles帶起嗰種反叛心態,但一到讀書就好乖,最愛讀數嘅佢成績優異入到港大讀土木工程,結果卻係走上工運之路,自爆阿媽都話過唔知佢「做緊乜」,若果無頂住家庭壓力,唔會見到由長到短、由黑到白嘅李卓人,年復年為打工仔爭取合理權益。

喺唔少組織做領導嘅阿人,原來三兄弟中排最細。由於兩個哥哥讀書叻,令佢自細覺得最緊要讀書,民生書院小學讀到預科,成績都不俗,揀港大讀土木工程,皆因當年真係有諗過做工程師,點知入到大學開始由不問世事變成關心政治,「當時大家都認中關社,啱啱毛澤東死咗,個個都探索香港同中國嘅未來,我由乜都唔識唔理,開始去關心時事」,其間幫過艇戶爭取權益,「覺得呢個世界真係非常不公義。」

有啲嘢,click著咗就返唔到轉頭,社運投入度愈嚟愈熱,阿人大學畢業後,當然冇加入工程界,反而去咗聯合醫院旗下嘅職業健康中心任職。事實上呢,佢畢業試成績麻麻,「梗係啦,全部時間去晒搞嘢,4月中先至嚟讀書,得嗰兩三個月搏命,日日去lib記(library),都係啱啱pass。」

如果當年入唔到港大,阿人話自己可能同兩個哥哥一樣去外國讀書,唔會留喺香港發展,但世事往往出人意表。佢自爆當時媽媽見佢參與咁多運動都唔多高興,「佢話都唔知我做緊乜,點解入咗大學變成咁?寧願我去外國讀書發展。」最終頂住屋企壓力走上工運路,做過前立法會議員兼喺支聯會核心,嚟緊九西補選一役,呢位自稱抗爭抗到聲線由輕柔變粗獷嘅工運領袖,或者又有重任在身。 

主權移交前的獨立工運 ── 專訪李卓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24-opinion-leecheukyan/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端傳媒記者 鍾耀華

「工人的手被機器壓傷,我伴着家屬追討賠償,安家費。我還記得老闆拋低一句:『你老公自己不小心而已。』」攝:盧翊銘/端傳媒

漁船棲息於高樓密布的維多利亞港,陽光灑落,海面波光粼粼,朝氣蓬勃。

這是典型的香港形象。

高樓,意味着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之都;漁船,意味着香港一帆風順過渡至今天。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甚至,連人也不曾存在。

但在主權移交前,面對經濟轉型,面對前途問題,工人運動曾苦苦堅持,發出來自工人的怒濤,疾呼經濟轉型下工人承受的剝削與不公。

職工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

李卓人,現職工盟秘書長,立法會議員,從事工運三十多年。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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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開始

「七十年代所謂眾多勞工條例的改進,只不過是香港的勞工保障太低水平。」李卓人這樣說。

香港戰後工會的發展,主要受中國與台灣影響。1948年香港政府通過《職工會條例》,規範工會的註冊,同年,親共產黨的工聯會及親國民黨的工團總會相繼成立,在港成對衡之勢。

1967年是工運的轉捩點。當時社會貧富懸殊厲害,英國人佔據社會上層位置,基層市民生活困苦,1967年4月新蒲崗人造花廠削減工資,收緊對工人的待遇,引來工人抗議,事件迅速升溫,工聯會在大陸文革的思潮影響下,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把行動升級,放置炸彈及暴力襲擊。後來事件以中共領導層表態放棄支持左派在港鬥爭而結束。暴動的破壞與立場的搖擺,使得左派工聯會在港形象嚴重受挫。

雖然工聯會的抗爭失卻人心,但背後反映的卻是工人對社會的普遍不滿。為此,政府於1968年提出33項勞工法例改動,其中最重要的是訂立一條適用於所有僱員的《僱傭條例》,規範工人福利的基本要求。勞工法例的改革於是成為了七十年代勞工團體及工會爭取的主軸。

李卓人認為,這不過是由於香港的勞工保障水平低,經濟開始上升,英殖政府要舒解社會矛盾才開始做勞工立法。

「老實說,當時七十年代初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出來『砌』(爭取)『休息日』,到我1978年開始參與勞工運動『砌』分娩假,其實是好基本,好卑微的訴求而已。這些勞工的保障相對整個經濟,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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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一片的七十年代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附屬組織,職工盟前身,獨立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七、八十年代的工運裏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張走到工人當中,與勞苦大眾在一起,對工業化的香港社會與工人宣教與提供服務。李卓人在1978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加入工委會。

「七十年代的工運有個特色,就是空白一片。」

「工人覺得工聯會在六七暴動時出賣了他們。工聯會行事要跟隨北京的政治氣候,常改絃易轍,使人無所適從。到1976年,文革尾聲,一天前後北京的政治氣氛就從『支持四人幫打倒鄧小平』轉為『支持鄧小平』,整個意識形態的震盪讓工聯會形象盡失,也使得她在工運方面幾近缺席。」

「另一方面,由於工聯會拒絕進入殖民地的諮詢架構,杯葛整個勞工立法,因此把勞工立法的空間騰出來;同時右派的工團總會開始老化,整個工運空白一片。」

「工委會就是在這個空間下以最少的人手發揮最大的作用,連結勞工團體爭取勞工立法,以及搞工人意識,比如說是辦『工人日報』,到工廠區派發。一旦你開始派發宣傳品,就可介入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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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撃戰」與「陣地戰」

基於人手限制,這種「危機介入」的方式是當年勞工團體組織工人的慣常手法,他們叫這些做「遊撃戰」。

早期的工委會長期只有五到十人做事,更要負責不同範疇。打遊撃的意思是哪裏發生工潮,他們就主動介入,然後搞組織起來。當時工委會搞的組織不是工會,而是勞工小組組織。

「當時很多社工組織開展青少年工作,我們工委會就提議他們辦勞工小組服務職工青年。工委會就連結全港各勞工小組組成聯盟,然後搞行動,爭取工傷法例立法,工業安全等。這樣就有一個外在資源為我們所用。」

然而,「遊撃戰」有其自身的限制。勞工小組的組織力很倚賴跟進小組的社工,一旦社工更替,小組往往無法維持。而且,八十年代起,工業開始轉型,不少工廠倒閉或者北移,勞資關係在議價能力上的懸殊,也讓工委會意識到「陣地戰」的重要性。所謂「陣地戰」,其實即是辦工會。辦工會最大的困難,是資金與人手。

1984年,中英簽定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於1997年移交中國。為此,國際工運對香港獨立於國共兩黨的工會勢力產生關注。1984年「國際食品勞聯」與工委會合作,給予資金援助聘請員工,成立了「工會教育中心」,旨在為不同行業間的工會提供平台及資料交流經驗及合作。

對於這樣的國際援助,《大公報》、《文匯報》時常冠之為「外國勢力」。李卓人不以為然:「老實說,工運應該無國界的,我們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外國勢力』。我是國際工運一分子,與國際工會自然有密切的聯繫。國際工會認為香港是抗衡中共重要之地,我們也要利用他們的援助。」

「工會教育中心」成立,加上各行業陸續出現獨立工會,工委會看到發展工會的潛質,於是把獨立工會,左派工會以及右派工會拉合成立了一個有關工業安全的聯席會議。「當時左派工會之所以願意參與聯席,在於他們自六七暴動後積弱,正在重整江山,要與我們合作,甚至曾經會非常謙虛地說要向我們學習。而右派工會則更不用說,他們已經日漸老化失勢了。」

不過,勞工團體大團結只是短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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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的反撲

1984年,「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前身)把工作方針定為「參與社會事務,爭取合理權益,擴大愛國團結,促進穩定繁榮」,意味着工聯會休養生息足夠,準備在主權移交前積極介入香港勞工事務。

工聯會最重要的反撲出現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勞工界代表的爭奪上。1985年8月,包括工委會在內28個勞工團體和工會發起「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強調港人起草基本法的重要性,為此他們成立了常務小組,協商制定「基本法諮詢委踏會」的7人名單,同意裏面應有不同派別的工會及團體,其中左派佔3名代表,互諒互讓。

然而,在決定會議的前夕,工委會的代表劉千石因過往常激烈參與工潮而被告之要「顧全大局」,左派工會明言不會支持劉千石出任聯席的7人代表。

由於左派工會在後來加入聯席的情況下迅速佔過半數優勢,劉千石自知無法選上,於是與幾個工會紛紛退出選舉與聯席。

「工聯會準備在九七年主權移交的過程中爭奪自己的位置。因此,他們必要與我們對抗。」李卓人這番說話並非虛言。在此次事件後港澳辦公室顧問王魯明接見由左派主導的聯席代表時表明:「現時的政策是為香港的資本家設想,否則資本家不會在香港投資,那麼香港的安定繁榮難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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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曾經的黃金時代

「我們是民主派裏工會的一翼,很清楚要爭取民主,與工聯會不同。」攝:盧翊銘/端傳媒

地區議會開放選舉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然而工委會要到在1995年才由過渡到職工盟的李卓人參選新九組的勞工界別。

李卓人說不參選區議會是因為區議會的運作與勞工團體討論的東西無關,因為勞工組織要處理的矛盾大部分都來自老闆,要在職場而非議會中與老闆抗衡,「而且當時沒有立法局選舉,不能進入議會然後制定勞工法例。」

職工盟成立於1990年,當時的考慮是工會運動屬於工人,不屬教會。李卓人回想,「當教會為工人充權的使命完成了,教會就該退下來。其實當職工盟成立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已經低度運作了。」

至於為什麼要入議會,李卓人的說法是被「新九組」所逼。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後,在當年的首份施政報告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新設九個功能界別。任何在1991年人口普查中報稱從事其中一個行業的在職人士,都會自動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因而選民數目高達106萬,變相使新九組成為直選議席。

「職工盟想保持抗爭純潔性,所以一直不參選,但彭定康搞了個『新九組』出來,我們沒理由把工人的代表性拱手相讓出去,因此新九組某個程度是逼我出山。我們不能讓另外的人代表工會。」結果李卓人循紡織及製衣界別晉入立法局。

李卓人進入立法局後,恰恰處於勞工法例立法的黃金兩年。

「1995到1997年,立法局議員可以就公共事務提出私人法案,加上民主派有機會過半數,我成功提出及制定了不少勞工法例,當中最重要的包括『集體談判權』。這迅速壯大了職工盟,因為職工盟的知名度頓時大大提高,令工人更主動找職工盟協助,這也同時讓大家認同議會工作能配合到街頭的工會抗爭。」

「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規定僱主需要承認擁有15%員工為會員,以及獲得企業內超過50%僱員授權的職工會,與之制定集體談判協議。

可是在主權移交後,這條草案被沒有選民授權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成為了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一條法例。而且,議員的私人法案也被大大限制,不得關涉公共開支及政治體制,若涉及政府政策則須事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如此一來,議會的立法及改善勞工法例保障的功能幾近廢掉。

「是的,」李卓人非常坦白,「現在立法會只能是保持着職工盟維護勞工權益的知名度。我不想把議會說到無能,但議會要有所收成,前提是街頭長年累月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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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安定繁榮?

千禧年後,香港出現兩次比較大型的工潮,一次是2007年的紮鐵工潮,另一次是2013年的碼頭工潮。兩次工潮的共通點,除了是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外,就是都出現了工聯會及職工盟之間的糾纏,前者妥協接受資方安排,批評後者搞事;後者領導工潮,批評前者出賣工人。

「香港的工運面對很多局限的。第一就是有工聯會,他們會拉後腿。」李卓人明言,很多時候因工聯會之故,在同一個行業或公司裏有兩個工會,因此在工潮抗爭上容易分裂。「比如巴士工會爭取加人工,我們堅持訴求打算下午罷工,但早上工聯會已經讓步了,說接受公司的加薪幅度,那麼我們下午的罷工就會弱化很多,人家會說既然已經討論好了,罷工來幹什麼?」

除此以外,在李卓人眼中工聯會的會費極低又不事抗爭,嚴重局限了工運。國際的慣例是每個月百份之一的收入作為會費,但工聯會的會費卻可低至接近60元一年。

「我們工會的會費比他們高幾倍,但在實際上仍然是不足以維持工會運作的。工人會問我們:『有什麼着數(福利)?工聯有二十萬人壽保險。』我們的工會領袖只能夠回應:『你去拿吧,他們的保險死後才能拿取,要搞工會就來職工盟,要拿保險就去工聯會。』」

「八十年代工聯會聽從北京最高指示:『香港要與資本家合作』,甚至到了今天,工聯會亦高舉『安定繁榮』論。每當工人在職場上遇到不合理待遇,工聯會只會對他們說要安定繁榮。」

「這到底是誰的安定繁榮啊?資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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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問題

話雖如此,職工盟之所以能夠從工運裏發展而來,的確「有賴」於工聯會七、八十年代在工運上的白卷。從這個角度看,職工盟與工聯會的關係似乎一直糾纏。

在工聯會以外,今天職工盟面對更重要的局限是青黃不接。相對七、八十年代工人都聚在工廠,今天年輕人從事服務行業居多,較為分散,難以組織起來,而恰恰工運強調的就是組織。

「這就成了職工盟接下來五到十年的挑戰。我們需要在每個工會都培育出年輕的理事,準備接手工會。如果失敗,那麼工會與工運就也勢危。」

「在工運裏,如何可以令年輕人參與組織?」

這是李卓人的問題,也是今天工人運動的問題。

接任支聯會主席 坦承壓力大 李卓人心願:「六四平反」祭華叔

明報 │ 專訪 │  By 楊曉楓  │ 2011-02-27

1989 年六四事件,一幕幕血腥鎮壓的片段,港人至今未敢忘記,而事件也成為李卓人的人生轉捩點。剛接任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承認接任後壓力很大,但「平反六四」是他一生的承擔。接任主席後,李卓人最想在前主席司徒華的墓前,親口跟華叔說: 「六四已平反了!」
李卓人接受本報訪問時承認,接任支聯會主席感到很大壓力,但會學習華叔的堅持,他說: 「搞工運我很有感染力,但搞民運我則沒可能有華叔一樣的感染力!」

策略智慧不及集體智慧彌補

華叔執掌支聯會22 年期間,帶領支聯會走出不少政治危機。李卓人直言: 「華叔對政治形勢的觸覺很敏銳、政治判斷很準確。我則是行動派,擅於組織行動,策略的智慧不及華叔……這也沒辦法,損失了就是損失,唯有靠集體智慧補救。」
六四事件發生至今已22 年,李卓人憶述六四事件時身在北京的感受。他說: 「當天安門熄燈的一刻,我在街上看到有學生被阻截、有死傷者,我心情很沉重,也感受到中國人的悲哀……直至這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中國人的身分、感到愛國、愛中國人民的身分。」

身陷囹圄初驚慌後安睡

六四血腥鎮壓翌日,李卓人計劃登機返港,但在機上被公安帶走,李卓人在北京被扣留4 日。李卓人憶述在北京被捕一幕, 「當時他們(公安)要我交代曾與哪些民運人士見面,他們想藉此磨滅我的意志。」在囹圄的4 天裏,李卓人坦言: 「開始時感到很驚慌,但後來覺得沒有事可驚。我還睡得?呢!」

簽悔過書成人生污點

最終李卓人要簽下悔過書才獲准離開,他承認簽下悔改書是他人生的污點: 「當時我好掙扎,究竟我簽下悔過書,還是留低跟他死過?」不過,當他知悉很多港人為他奔波、設法營救他時,他還是決定回港回饋港人。
現在有否後悔簽下悔過書?他說: 「沒有後悔或不後悔。如果我不肯簽,或許我已做烈士,但最終也沒有人會知悉結果。這就是人生交叉點,沒可能重來。」
華叔鎮守支聯會22 年,現在由李卓人接棒。李卓人冀望繼承華叔的遺願—— 「平反六四」: 「希望華叔在天之靈,可以默默支持我們。我希望可以親口跟華叔說,已平反六四。但願這一天很快來臨!」

    圖片載自《明報》2011-02-27

一個人的革命李卓人

一個人的革命李卓人

節錄自  2008-10-18 信報財經新聞    政在生活 

監修按語:

訪問李卓人,想起阮主任。
阮主任是許鞍華作品《投奔怒海》中的越共幹部。
四十歲過外的香港人應該都會記得,《投奔怒海》這部關於越南終於解放了、革命理想卻幻滅了的電影。
是的,《投奔怒海》是查良鏞命名的,生於一九八二年;當時,香港前途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剛在北京人民大會那條長長的石階上跌了一跤;當時,李卓人二十五歲,剛離開港大,投入社會,投身社運。
至於阮主任,則是留法學生,其後投身解放越南的革命,並在胸前留下一條長長的為理想受傷的疤痕,最終卻發現自己最喜歡的東西原來是美酒、美食、美女、「靡靡之音」,以至一切十分之布爾喬亞的美麗東西。有一次,他忍不住拋下了這樣的一句話語:「越南人的革命成功了,我自己的革命失敗了!」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李卓人上過京,幫過學生,然後又寫過悔過書,這才回港,再戰工運。
中國人的革命尚未成功,李卓人自己的革命仍須努力。
事到如今,他依然樂意赤膊上陣,以行動支持紮鐵工人。但是,如此一來,像他這樣的一個中產知識分子,卻因而與如歌的行板的古典樂、如露亦如電的爵士樂愈行愈遠。
李卓人,五十一歲,應該記得《投奔怒海》,而且愈來愈似阮主任。

因為為食 所以健身

我早在餐廳訂好了位。餐廳裏還有另外幾?客人,大多是外籍人士,好容易令人浮現置身外國的錯覺。阿人跟我交換名片,東張、西望,說:「這裏很不錯!」同意!這裏可以點素菜自助午餐,或者沙律午餐,勝在自在,又不失中環人刻意的不經意。
阿人與我點了一模的菜式、一樣的飲品。?上放?兩盤三文魚凱撒沙律、兩杯冰檸檬茶。我吃了幾口菜,入正題,談健身。他呷了一口茶,說他必須加入健身中心的理由。
一切從胃病開始。他不願放棄美食,卻又不得不正視胃病。在醫生的勸告下,決心定時做運動。他加入位於中環 Citi Bank Tower 的那家健身中心,「就是貪佢跟立法會夠近,可以常常去,而且它是少數有泳池的健身中心」。他愛游泳。聽說愛游泳都愛流淚,神不知鬼不覺地流淚,十分之布爾喬亞(現在流行叫「小資」)。
阿人現在平均每星期都會去那邊做兩、三次 gym。下一個問題自然是問,既然要健身收肚腩,那麼有沒有找私人教練?「沒有,因為跟教練就沒有那麼自由,運動量亦沒有現在的大。」他恐怕受不了教練的監督吧;相反,他的太太加入了另一家健身中心,就有找來教練幫忙度身訂造了運動的時間表和進度。男女,果然大不同。

他可以加入公民黨

午餐過後,走出露台拍照去。
拍攝經驗告訴我,阿人對鏡頭之敏感,不亞於新晉模特兒,或者某些所謂的明星。他照?攝影師的指引,細微地以每五度的姿態遷就鏡頭的轉變。我站在一旁,嘆為觀止。此時,還注意到他身上的牛仔褲好型!其實當天阿人的打扮跟很多年輕人差不多,直條子棉恤衫襯淺藍色洗水牛仔褲,腳上踩?一雙斯文型的運動鞋,還有那個看來已用多年的 Timberland 背囊。
攝影師忍不住出聲:「你條褲的鯊魚很型!」嗯,我認得那圖案,那是意大利男士服裝品牌「保羅與鯊魚」(Paul & Shark)。阿人聽罷開心說:「係呀,條褲好舒服?,我在意大利旅行時到 outlet 買的,?香港太貴,買唔起,哈哈哈!」人離鄉賤、物離鄉貴,在太子大廈專門店入貨,一條牛仔褲至少都要二千二百多元。單從這個角度看,李卓人其實可以加入公民黨。

關於女兒的時間簡史

「就算幾忙,我都覺得每年應該有兩星期時間,是不需要理會工作的。所以,除了選舉年(例如今年),我和家人每年都必定去旅行。」阿人說,他熱愛的旅遊點,都要有陽光與海灘。他喜歡浮潛,以及所有水上活動。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泰國布吉,而令他一去想再去的則是馬爾代夫。
除了海灘,他還會每兩三年去美國一趟,探探親。他提起,女兒一歲時,他和太太帶?她遠飛美國去見祖父母。「我今年去美國探親時,女兒就去了華盛頓參加世界辯論大賽,那是她喜歡的活動。」其實去年的暑假,他的寶貝女也去過美國參加一些青年營。這兩年,阿人夫婦可謂回歸二人世界,相濡以沫去旅行。
對於數算何時到過何地旅遊,阿人有點時空錯亂。也許他得仔細想一遍,才可以告訴你。一如回應一切消閒式的提問,有時答過了是兩年前去了A埠,可以在十分鐘內被他更改成了B埠。就連何時落實決志於信仰,他都顯得有點模糊。可是,關於他口中不用他夫婦倆擔心的女兒的一切事件,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例如,女兒哪年去哪裏遊學、何時讀過《哈利波特》、考試成績如何等。
他更直認不諱作為一個「有女兒的父親」的情意結。女兒長大了,成了少女,無法像從前般「嗲」他,「你知啦,父親見女兒出現,必定有甜蜜感覺。但到了她讀初中時,唔再拖你手行街、唔再嗲你,就開始失落。要重拾呢種甜蜜,怕且要等抱孫了,真係有排等」!阿人說到最無奈處,好似嘴也扁了一下。
就連阿人這兩年埋頭苦心學烹飪,煮得一手好意大利菜,說穿了,原來又是為了個女,「等個女仲覺得老爸好有用。」這跟少婦學煲靚湯煮飯可謂同出一轍。
不過,事實也是,阿人是個為食的人,特別鍾情意大利菜。中環麗嘉酒店還未結業時,他是著名意大利餐廳 Toscana 的粉絲,與周潤發、胡應湘等名人各自修行。阿人細訴這家餐廳的出品如何美味之餘,還提及其餐價不菲。再要他數城中美味的意大利餐廳,他也隨意可以講出兩三家呢!

沒有生活的生活

訪問尾聲,冷不防李卓人說了一句:「政治人都冇咩自己生活,幾慘!」我猜,此言差矣。一竹篙,真的不可以用來打一船人!但是,假如他的話改為「香港的政治人都冇咩自己熱愛的生活模式,幾慘!」這就可能更真確。事實上,那是因為不懂如何增添生活情趣的香港人始終居多。他們往往沒有空間、沒有時間、沒有財力、沒有精力、沒有心思去發掘自己的生活情趣。
李卓人後來再說一句:「咁點樣無生活都要有自己生活?,係嘛?」對,只要一息尚存,生活還是得過的。都說李卓人很真,果然。
「香港人唔識生活,係好慘的!老實說,如果有時間,我是個懂得生活的人。」雖然有點似在說「阿媽係女人」,但是無可否認,阿人有資格如是說。至少他愛浮潛、愛古典樂、愛爵士樂、愛吃、愛煮、愛睇戲、愛睇書……。
就在此時,靈光一閃,想起白人爵士樂女王 Diana Krall 要來港開演唱會,便說:「那你鍾意聽Diana Krall 嗎?」阿人即時以高了八度的興奮聲線搶?回答:「鍾意呀!」我接?不以為然道:「那麼,你已經買了演唱會門票吧?」(做訪問當天,離 Diana Krall 香港演唱會舉辦的日子,尚有五天時間。)阿人O了嘴回應:「她來香港開演唱會咩?我以為她要到澳門開!點解我唔知?點解佢係?香港開?七號開?點解我唔知??」當他一輪急狂的連珠炮發式自問過後,我告知了他有關演唱會的詳情,他才冷靜了下來,並以正常的話速說:「咁我要諗諗。」前後不夠五秒,他又再狂抓:「我真係好鍾意佢那張 Live in Paris 唱片,哇,好聽到呢……真係,真係要諗諗去聽個演唱會……七號?嘛?」粉絲上身的李卓人,再度平靜下來,聽了我品評了一陣 Diana Krall 之後,他又再自問:「七號是星期幾呢?」半秒後,他眼珠精靈地轉了一圈自答說:「應該係星期二喎。我十月八號宣誓,睇?有無機會先?宣誓之前真係要去!」  關於這個戴安娜,關於那張《活在巴黎》唱片,好多人都會記得她唱的那首《帶我飛往月球》(Fly Me To the Moon):「帶我飛往月球╱讓我在星星中演奏╱讓我在木星和火星上╱看真春天的翠袖╱換言之,手牽手╱換言之,口對口」不是原唱者瘦皮猴法蘭仙納杜拉(Frank Sinatra)以好好先生姿態低唱的情深款款,而是以揚眉女子形象高歌的愛意滿滿。
我們繼續談論關於演唱會的話題。阿人認為會展中心的音響認真麻麻地。同樣地,他評價機場博覽館的音響效果都是欠佳。我跟他分享自身的經驗,提及曾到機場博覽館聽過兩三次演唱會,其中包括了 at 17 和五月天等 band sound。說?說?,我突然提問:「你知道什麼是 at 17 吧?」只見阿人笑笑說:「我都知at 17 係樂隊,咁我要知道個女鍾意咩嘛。」他的話題總會回到愛女身上。我覺得博覽館比紅館好,阿人如此說:「紅館的音響效果如何,我真的不清楚。紅館我真係好少去?!老實講,紅館??唔係我去?,我唔係好聽現代音樂。」當然呢,流行曲又怎會是阿人那杯茶?

阮主任,我地支持你!

講起音響系統,我還想起自己還未到過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的大劇院聽演唱會呢!我只講了一句,阿人聽到「澳門」這兩個字,即時由輕鬆的表情語調,變身平常在公仔箱見到的「街頭戰士李卓人」,激動地說:「點解呀?我到而家都未明點解呀?點解我唔可以去澳門?點解我去唔到澳門?紮鐵工人去澳門抗議,我無去到?!我就話我自己為佢?爭取,我自己就算?。最『慶』係我去到門口過境時,佢要彈我返轉頭呀……。」我彷彿聽到癡心男激動地控訴,點解女友唔要佢?點解女友飛起佢?
我們再走到街上拍攝,只見攝影師邊拍邊指示阿人如何擺位,而阿人則會「交足戲」,兩人愈拍愈有默契。阿人一直專心擺甫士,只是到了突然聽見有人大喊:「李卓人,我地支持你!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加人工!加人工!」有如口號一般的吶喊,令李卓人興奮得忘形地彈起身回應和向粉絲揮手。拍攝工作完畢,站在有點危險的安全島上的我們仨散去,各自離開。只見阿人走向他的工人粉絲開工的小店,向他們大派名片,說有事可以找他幫忙。
港版阮主任,依然未死心!

致李小小姐

知道妳會考拿了九個A,做了狀元,恭喜妳!今年底將會是十八歲的妳可以到處遊學,很幸運。更好彩的,是擁有一位會跟自己一同研讀《哈里波特》的父親。我自覺比妳幸運的,是我有兄弟姐妹,妳卻是個獨生女。小時候的妳只跟菲傭作伴。
得知妳想入讀大學的新聞系,日後或會當上記者,這觸發了妳老爸的擔心。他開始?意考究記者會否工時過長?記者的待遇會否很差?我想,大概十個香港記者之中,有九個的父母都不喜歡他們當記者吧。
也許,這樣年輕的妳,不喜歡妳爸將妳的「日常事?」告訴陌生人。但我可以告訴妳,任由哪位愛錫子女的父親,都愛將自己兒女的一切威水史(甚至一切日常喜好),講給全世界知道,好讓大家都知道自己兒女的「好」。那是一位父親對兒女的愛的表現。愛妳才會講起妳,愛妳才想讓陌生人都認識妳,並且以妳為傲。

李卓人鄧燕娥火紅愛侶

寫中年夫婦的愛情故事,不外乎說說他們在上世紀的相識經過,從如何相愛到相敬,故事如何平凡,生活如何簡單。像李卓人與鄧燕娥,這一對平日習慣面對風風火火街頭抗爭,沒完沒了政制爭議的火紅伴侶,每天僕僕風塵後,回到家中,還不只是希望平淡地與身邊人呷一啖紅酒,說幾句體己家常話而已。

兩個人的幸福,就是這麼簡單吧﹗ 

不是跑慣港聞的記者,在熒幕及報章雜誌以外,第一次跟李卓人夫婦見面。

以往在電視上所見,夫婦二人常出現於一些抗爭、示威、遊行的場面,慣於站在人群之中當先鋒。但今趟所見,感覺娥姐(鄧燕娥)友善但有點拘謹,跟去年12月當「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時那種表現,今天的娥姐又很清楚自己擔當的是李卓人太太的角色。

像訪問開始,李卓人遲到了,匆匆趕到辦公室,體貼的她先為丈夫送上一杯清水,讓他定下神來做訪問,難怪李卓人說跟她一起,很有安全感,令你全無後顧之憂。小如遞上一杯清水,大如家庭計劃,丈夫知道有太太在旁,總會辦得妥妥當當。「她是一個在屋企、在工作上都令人很安心的人,從不讓人擔心。」所以世貿期間,太太站在最前線,當起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周旋於政府、韓農、香港人之間,李卓人說自己一點不擔心她的安危,因為有信心太太會懂分寸,有耐性。「最擔心的是怕她太辛苦﹗」

李卓人與鄧燕娥,結識於為爭取工人權益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廿多年來一同在無數工潮中抗爭、經歷、成長,由同事成為戀人,再結成夫婦。李卓人說,因兩個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一致,同樣希望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背景相似,理念相近,很自然又很順理成章走在一起。

樂觀性格 治癒太太胃病 

「第一次見李卓人﹖唔記得他是什麼打扮了﹖只覺得這個人很好笑,很有幽默感,令人好開心,還有很靚仔﹗」娥姐微微笑說。

在旁的丈夫立時發揮他的幽默本色﹕「靚仔﹖現在一樣咁靚仔呀﹗」逗得太太大樂。

娥姐就是那種很憂心的人,小時候擔心功課做得不夠好,長大後憂心將來不知過得怎樣,「我經常想得太長遠,諗得太多。」碰上這個「天掉下來當被蓋」的男人,一凹一凸,正好治癒了多年來因憂心而來的胃病,這下輪到老公說﹕「她的胃病好了呀,但我可慘了,現在卻輪到我患上胃病,很不值呀﹗」娥姐像哄小孩一般說﹕「誰叫你這樣吃無定時呢﹖」

李卓人的歡笑除了替太太治癒了多年的胃病外,每當遇上有人批評娥姐的處事手法,做丈夫的不能出面替她擋,唯有回家說說笑話哄哄她。「世貿時,他們批評她是吳三桂,吃裏扒外,我便跟她說,「做吳三桂好呀﹗起碼好過做陳圓圓呀,吳三桂先有料到呀﹗」三兩下手勢便令眉頭深鎖的娥姐笑逐顏開。

也因為丈夫的支持,娥姐才會?到今天。始終當上職工盟的前線位置或像上次的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隨時受到各方猛烈批評。「外面有很多對我公開或不公開的批評,他都會?我,支持我。當然我也不會因為他?我而覺得自己所做的全是對,我也有自己的反省。」老公在旁附和﹕「我支持她,她做吳三桂我都支持呀,最重要是不要做陳圓圓﹗」開了一輪玩笑,李卓人認真地說﹕「佢係老婆,點都要?﹗」

多年來,站在風風雨雨的前台,兩個人當然要互相扶持才能捱得到今天,娥姐說﹕「很高興,我們大家對工運的熱誠及投入也從未退減過。」從相識到相愛到相敬,兩個人一起參與了不少工人運動。「我們以前返工又見面,星期日又會一起跟工友去旅行去行山,或者參加工運,所以彼此的看法也很相近。」丈夫說。

娥姐說李卓人的性格很樂天簡單,獨立,也很懂得逗人開心,跟她從前的男友不一樣,李卓人比較易相處,沒為她帶來太大壓力,「我以前的男友跟我一同搞工運,但他的個性比較依賴,遇到不快事,常要我開解他,我覺得很大壓力,?且大家是獨立個體,始終有些事情,必須要自己去面對及處理。但李卓人不同,很獨立,總之跟他一起沒壓力,相處得很舒服。」丈夫忍不住得戚地說﹕「我冇乜?要人開解喎。」

兩年半 從行山到行進教堂 


從行山到行入教堂,兩個人只花了兩年半時間便共諧連理。在丈夫眼中,太太的優點多不勝數﹕「她好好,好堅強,靚囉,令人有安全感,不會發小姐脾氣,嬲便嬲,不用猜度她的情緒變化,不會造作……」李卓人說自己也非首次入情場,但以往經驗,總是無疾而終,「我很衰,每次拍拖拍到第三個月,總是覺得要停一停,不知是否男仔未定性,也不想有太多的承擔,於是散?。」

輪到跟鄧燕娥拍拖,3個月後的李卓人「故態復萌」,「我跟她說,我們還是暫停一陣好了。」鄧燕娥莫名其妙,心想這個男人很得意,「有些事情係就係,唔係就唔係,不用停一停去證明什麼吧﹗」相對於男方的躊躇,女方倒愛得勇敢。「哈﹗我冇理他呀,他又繼續搵我,於是便很自然繼續一起。」

此時,男方覺得通過了這3個月的自設考驗期,今次跟女友應該是注定的一對吧﹗年多後,他們開始籌備婚禮,在牧師和神父的祝福下,篤信基督教的李卓人與篤信天主教的娥姐終於走在一起。多年來,雖然在工作上面對不少的衝擊和風浪,可幸兩個人仍然十指緊扣走過人生中每段崎嶇曲折的道路。「我記得當年國泰空姐工潮,碰巧太太在醫院小產,自己又幫不上忙,心情很難過。」娥姐感觸地說﹕「那是我第一次小產。」

兩個人都走在勞工權益的最前線,每天要處理成千上萬的問題,平日很少有機會坐下一起吃晚飯,偶然晚上10時多回到家中,能夠碰面的話,便會坐下來,好好喝一杯紅酒,閒話家常。「講什麼話題﹖除非是很緊急的公事,否則不會談公事了,談的只是家中的瑣事,說說女兒的事,八卦?,就係咁囉。」丈夫說。

太太附和﹕「傾?﹗呻?﹗就很舒服啦﹗」

幸福原來可以唾手可得。

文﹕陳詠詩
編輯﹕余佩娟

 


 
李卓人的二三事

最喜歡的電影﹕ 《魔戒三部曲》。十多年前看這本書時,已經十分喜歡,我喜歡裏面描寫9個人之間的友誼,相互間的支持、團結和關心。而且我喜歡看感官刺激的電影,所以這套電影非常適合我。
最喜歡的書﹕ The Name of the Rose。近年我喜歡追看Umberto Eco這位意大利作家的書,書裏以中世紀為背景,有神學、哲學等的元素,有推理,有謀殺,令我可以暫時逃避現實世界,進入歷史的虛幻之中。
最欣賞的人物﹕ 曼德拉——坐了這麼多年牢,出來後依然可以沒仇恨。
最喜歡的音樂﹕ 喜歡聽古典及50、60年代的Jazz,像Louis Armstrong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
人生座右銘﹕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標杆直跑

鄧燕娥的二三事

最欣賞的作家﹕ Eric Hobsbawn——他是一個工運歷史學家,專門撰寫英國的工運史,透過他細膩的筆觸,能夠寫出很多小人物的實?,令人知道無論工人的地位多卑微,對社會都會帶來一定的貢獻。
最欣賞的人物﹕ 平日接觸的工友們,他們很多都能在困境之中找到出路。
最喜愛的音樂﹕ 粵曲,尤其是唐滌生的作品。喜歡唐滌生的曲詞優美,而他故事中所描寫的女主角的個性全都非常統一,她們對國家十分忠貞,對愛情十分專一,性格比較堅毅。
人生座右銘﹕ 與貧窮及受壓迫者站在一起

甜在心大衣

2004年的聖誕節,娥姐收到丈夫送的大衣作聖誕禮物。這一件大衣令她充滿驚喜。原因不在於大衣的價值,而是看得出丈夫對自己的關懷細心。

「有天跟他很隨意地說,自己現在穿的大衣不暖了。過兩天,便收到他送給我的大衣,這件大衣的款式很smart,穿得我很瘦,很好看。事實上我並沒有期望說完這番話後會收到任何禮物,我感到開心的原因是知道他有這分心意,唔係懵得晒。」

在旁的李卓人又鬼馬地說﹕「其實我暗暗地收到信息,知道要做?啦﹗」

 

明報 2006-02-11

李卓人 阻住地球轉

富商胡應湘一次提到反對普選時,說怕會選出像李卓人般的「黨棍」,反映李卓人為工人階級利益鬥爭堅定不移的形象,如何深入人心。

早於 30 年前念大學時,他已受到學生運動薰陶,畢業時毅然決定放棄土木工程的專業,擔負起為工人爭取權益的責任。回顧過去 25 年參與工運的歷程,身兼立法會議員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深感「一生無悔」,他更慶幸自己多年來仍保持初出茅廬時的赤子之心,以前不滿的,現在一樣不滿;以前是憤怒青年,今日則變成憤怒中年。

無產階級領袖小資產階級嗜好


今日李卓人雖然已成為「無產階級」的領袖,但仍保留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嗜好,愛聽古典音樂及潛水。

李卓人 1959 年與家人從汕頭潮陽來港時已成破落戶,但他家族以前則屬地主階級;二三十年代時,他的叔父輩家裏更設有網球場。雖然談不上富裕,他年少時家庭也屬小康之家,不愁衣食,母親更具大學學歷。

雖然李卓人今日在推動社會改革方面走在前線,入大學前他仍是一個住在象牙塔內的少年,對社會毫無接觸。「我記得我中學時很貪玩,給人補習掙了一些錢,喜歡與同學去打保齡,去香港酒店飲 Lemon squash (檸檬雜飲) ,又去環境清靜的教會讀書,基本上同當時的社會脫節。」

他 1975 年進入香港大學念土木工程系,開始受到學生運動的衝擊。當時,學運仍有兩條路線之爭,即分為標榜「認中」的國粹派及「關社」的社會派。

艇戶事件影響投入社運棄本行

入大學初期,他很少關心周圍的事物,大部分時間去遊玩,到大二那年,他正式成為聖約翰堂的宿生,並出任宿生會的文化秘書,負責推展關社活動。 1976 年他開始參與艇戶事件,稍後更與余仲賢 (「平機會風波」主角) 及馮可立 (前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等活躍分子一齊搞活動。「當時我有去香港仔探望艇戶,怎知在途中不小心跌落水,成身濕透,本來去關心人,變成要被人照顧。那次落海飲艇戶水,可以說成為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一次『洗禮』。」

李卓人承認,當時積極參與關社活動多少也是受一些屬學運「社會派」同學的影響。雖然傾向關社,自己也對中國有感情,當時也喜歡唱《我的祖國》,但不是完全認同那一類。

大學畢業時,李卓人已決定不做老本行。「我不想一生人對住那些工程,只想做關於人的工作;要有承擔,為窮人爭取,改變處境。」他也想不到,有關勞工權益的工作,一做便做了 25 年。如果他與當年的同學一樣,畢業後加入政府,現可晉升至首席工程師,再上一級便到助理署長。

讀完土木工程又不做專業的土木工程師,卻從事另一種風馬牛不相及,且經常要與資本家及政府抗爭的職業,李卓人形容父母只有無可奈何地接受這事實,但內心非常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們更懷疑是否與他曾患病有關。「有一次父母同我太太講,懷疑是因為我大學時患過肝炎,痊癒之後就變成這樣,其實兩者根本絕無關係。」

父母再三勸喻轉行一口拒絕 

對於他選擇了一個風險高、經常要上街抗議的行業,他父母一直很擔心,原來他們已經先後三次勸喻他要小心,最好盡快轉行。「第一次是 1989 年,我被人拘留3 日,父母很擔心,勸我回來之後不要再做,但我一口拒絕。第二次是 1997 前,已移民美國的父母因曾吃過共產黨的虧,所以再勸我及早離開,老一輩很多有這種想法,認為無得同共產黨鬥。最近他們已降低標準,又再勸我不要罵董建華那麼多,講話不要那麼絕。」

雖然身為香港數以萬計「無產階級」的代表,原來他始終不懂得唱普羅大眾喜歡的歌曲。「我中學已聽英文歌,到 1987 、 88 年時又開始愛上古典音樂,由於很少去卡拉 OK ,所以被街坊或工友邀請上台唱歌時,我總感到有些尷尬,通常只靠一首《友誼之光》過關。」

李卓人坦言他的嗜好屬小資產階級的玩兒。原來他喜歡淺水浮潛,通常一年也會去兩次,以泰國布吉為多,間中會前往他最喜歡的加勒比海及夏威夷。除了淺水浮潛,他偶爾也會去帶氧氣筒潛水。

不是不共渡時艱是防止趁火打劫

李卓人經常要搜索枯腸,想辦法協助工人解困。他建議應實施工時限制,以騰出更多職位,例如數年前他曾成功爭取兩政府部門實施外判管理員每日只工作8 小時,騰出了 4000 個職位;另外,他又成功迫使政府規定,將外判工人的工資列為考慮標書的因素之一,使工資不致偏低。「這是幾年來我做議員覺得有些用的例子,亦是比較成功的例子。」

在失業率高企、工資持續下調的困境下,職工盟要負起頂住資方將危機轉嫁給工人的責任,策略是要組織工人頂住這種危機。「我不信所有困難都是資方承受不了,他們未清楚探討有沒有其他解決方法,便將全部困難由工人承受,即使出現嚴重困難,也要同工人先傾掂雙方如何分擔。」

「不是不與老闆共渡時艱,而是要防止他們趁火打劫;切勿在困難時特別壓低工資,但困難紓緩後,又不去改善,這些我們很反對。」

李卓人慨嘆經常要扮演「阻住地球轉」的角色。「現在的問題是有人願打,有人卻願捱,所以我們要頂住這個趨勢,實在不容易,有人話我們阻頭阻勢,阻住地球轉,我們就是要阻住地球轉,若轉得太快,會『 fing 甩晒』!有時有人話李卓人搞事,如果我唔搞 ,根本無可能有得傾。」

常讀《孫子兵法》深記 84 年慘敗教訓 

李卓人深知,資本家很可能一見到他便感到頭痛,特別是那些內部正面對問題的公司,「若在這時候見到我們在他們公司附近派傳單,便會非常敏感,立刻向員工逐個『照肺』。我們打這些仗並不容易,當他們提高警覺後,我們更難做事,要好像打仗,經常要讀《孫子兵法》」。

畢業後的 10 年內,李卓人在勞工界默默耕耘,見報率並不算高,但 89 年六四事件令他「揚名海外」。6 月初當他以支聯會代表身分前往北京支援學生後,返港前突然被北京公安人員帶走,扣查了3 天才獲釋,頓時成為頭條新聞人物。自此,他與支聯會結下不解緣,多年來均出任常委,但一直無法再踏足內地。

對於工運如何發展,李卓人認為,目前工運肯定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在這過程中仍要繼續組織工人加入工會,以壯大工運。當工運壯大後,職工盟最後要考慮是否實行兩條腿走路,將工會及政黨分家,工人黨全力爭取議席,工會則主力搞勞工,但這將是很遙遠的事。

李卓人期望,當工人手上有選票時,可以令政府政策更注意保障勞工利益,但世界上大多數政黨也不像以前一樣,傾向工人階級,工黨執政也會向中間移動。他解釋,香港工人有選票是指廣泛的選舉權,除了所有立法會議席外,更包括特首選舉。

雖然多年來曾為工人成功爭取利益,他卻深刻記得 84 年一次慘敗的教訓。當時地鐵員工為長短更問題抗議,有 200多人參加罷工;資方最後發難,將全部 200多人解僱,然後限令他們寫悔過書才准復工,最終有 13 名不肯就範的工會領袖被裁。他形容這一仗是徹底的慘敗。

談到看書,李卓人在大學時很少看政治書,但喜歡看一些與工運有關的書籍,如共產黨組織工人抗爭史等。近年,除了一些與經濟有關的書籍外,個人則特別喜歡看年代久遠的中外歷史小說,包括清朝的乾隆、康熙及曾國藩的小說,以及最少 1000 年以前的外國歷史小說。

獲明報允許刊載
明報 2004-02-15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D04版

火紅年代系列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