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關我乜事(文:李卓人)

六四29周年的今天,有人選擇遺忘,有人選擇冷漠,有人選擇堅持。這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共政權要人民忘記六四開槍鎮壓的歷史,禁制任何六四提述,連賣「銘記六四酒」也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香港,我們有記憶的自由,中共政權便以利益麻醉我們的良知,用發展經濟的歪理合理化六四開槍,並將《基本法》第23條立法架在香港頭上,企圖禁制香港反專政言論。

「結束一黨專政」是新紅線?

人大新貴譚耀宗便在中國通過新憲法後,率先提出在香港提出「結束一黨專政」便可能違憲。他指出中共已修憲,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加入憲法條文,而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如果往後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立場,可能會與憲法新修訂的內容及基本法有牴觸。譚耀宗的言論肯定是中央「試水溫」的放話。人大釋法將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解釋為參選人的資格,但這條紅線在中共手中如何應用,又是一貫中共手法:無法無天、隨時移動。昨天可以是「自決」,今天又可以隨意地說不能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對中共的任意解釋,港人根本是防不勝防。我們冇得估亦不應去估,墮入專政為港人設的陷阱。我們只有毋忘初心,繼續為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戰鬥到底。反DQ(取消資格)、反紅線的最好策略,就是團結市民一起抗爭,而不是自我審查,將香港的空間自我收縮。

八九民運 塑造港人身分

支聯會要面對的挑戰不是譚耀宗之流,而是冷漠和思想衝擊。最近幾年,香港開始出現「中國唔關我事」的聲音,而不去六四燭光晚會成為部分學生代表突出身分認同的方法。我理解新生代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我的一代成長在苦難的中國,讀的是傷痕文學,關心的是中國人權,見到的是簡樸人民。但「90後」新一代成長在財大氣粗的中國,中共專政高壓剝奪港人民主權利,干預香港制度,見到的是「強國人」的霸道。我明白兩代成長背景不同,對中國的感情有所不同。隨着中國大陸對香港打壓的升溫,我們這一代對中國的反感同樣增強。我們清楚意識黨不同於國,但中共卻不斷宣傳「黨等同中國」,實在令國家觀念受到污染。

正因為中共黨國不分,我理解部分學界領袖會為了表示自己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感,便以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來突出自己的身分認同。但是否切多了、割盡了?八九民運其實是塑造港人身分的重要歷史。

八九民運是最本土的政治運動,對一代人起着政治啟蒙作用。從身分認同角度探索,我敢說港人身分在經歷八九民運後,基本上成形。港人在八九民運的角色有別於任何中國大陸城市、有別於海外。當年在香港有最大規模的遊行丶籌款丶譴責屠城的靜坐,有「黃雀行動」,有支聯會成立。在特定的時空,港人發揮了香港空間的最大作用。沒有香港,哪有黃雀行動。黃雀行動從內地拯救數百民運人士,讓他們經過香港,到海外獲得政治庇護。在那時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進入了我們的基因。這與中共專政是先天性存在矛盾。八九民運及主權移交之後的中港矛盾,其實就是兩套價值觀的衝突。 中共愈專政,衝突就愈大,而香港的空間就愈受威脅。支持平反六四的抗爭,就是兩種價值衝突的其中一個戰場。撤出這戰場,港人身分突出了,但我們的普世價值會否模糊了?

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切割的不單是中國,切割的也是公義。1989年6月4日殺人政權向人民開槍,出動坦克車清場,追究屠城責任就是公義。中共專政在香港搞DQ議員和參選者、搞政治檢控破壞香港法治、搞洗腦教育等,目的在削弱香港反對中共的力量。難道這專制政權與我們無關?可能大家認為中國大陸打壓香港,港人必須抗爭;但中共在大陸的鎮壓就與我們無關。我認為香港絕不能獨善其身,任何能削弱中共政權專政的力量,我們都應支持和結盟。 這是道德感召,也是策略。香港發起全球關注劉霞自由,不正是在國際層面與中共專政抗爭?部分學界領袖指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是五大綱領中最不能接受的一項,因為港人要的是「民主香港」,「民主中國」與我們無關。但民主應是普世價值,而當中共專政打壓香港,中國民主化不正是為香港帶來生機?

沒有分裂的本錢

現在中共專政對香港已從「溫水煮蛙」到「全面加熱」。面對強權,我們沒有分裂的本錢,團結抗爭才有出路。請大家六四到維園點起燭光,悼六四英靈,一起望着燭光、看着錄影、聽着歌曲,想着八九民運一幕又一幕,思考港人身分與中國民主的關係,一起尋找未來抗爭方向的平台。香港前途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對香港最大的挑戰不是專制政權,而是港人的冷漠。我們能否「槍口一致對外」,以我們的論述和行動去感動香港每一個人,一起為民主奮鬥?

六四維園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