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移交前的獨立工運 ── 專訪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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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端傳媒記者 鍾耀華

「工人的手被機器壓傷,我伴着家屬追討賠償,安家費。我還記得老闆拋低一句:『你老公自己不小心而已。』」攝:盧翊銘/端傳媒

漁船棲息於高樓密布的維多利亞港,陽光灑落,海面波光粼粼,朝氣蓬勃。

這是典型的香港形象。

高樓,意味着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之都;漁船,意味着香港一帆風順過渡至今天。

從漁港過渡到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發展敘述,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彷彿當中從來沒有過反對聲音,甚至,連人也不曾存在。

但在主權移交前,面對經濟轉型,面對前途問題,工人運動曾苦苦堅持,發出來自工人的怒濤,疾呼經濟轉型下工人承受的剝削與不公。

職工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

李卓人,現職工盟秘書長,立法會議員,從事工運三十多年。從職工盟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獨立工運的起落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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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開始

「七十年代所謂眾多勞工條例的改進,只不過是香港的勞工保障太低水平。」李卓人這樣說。

香港戰後工會的發展,主要受中國與台灣影響。1948年香港政府通過《職工會條例》,規範工會的註冊,同年,親共產黨的工聯會及親國民黨的工團總會相繼成立,在港成對衡之勢。

1967年是工運的轉捩點。當時社會貧富懸殊厲害,英國人佔據社會上層位置,基層市民生活困苦,1967年4月新蒲崗人造花廠削減工資,收緊對工人的待遇,引來工人抗議,事件迅速升溫,工聯會在大陸文革的思潮影響下,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把行動升級,放置炸彈及暴力襲擊。後來事件以中共領導層表態放棄支持左派在港鬥爭而結束。暴動的破壞與立場的搖擺,使得左派工聯會在港形象嚴重受挫。

雖然工聯會的抗爭失卻人心,但背後反映的卻是工人對社會的普遍不滿。為此,政府於1968年提出33項勞工法例改動,其中最重要的是訂立一條適用於所有僱員的《僱傭條例》,規範工人福利的基本要求。勞工法例的改革於是成為了七十年代勞工團體及工會爭取的主軸。

李卓人認為,這不過是由於香港的勞工保障水平低,經濟開始上升,英殖政府要舒解社會矛盾才開始做勞工立法。

「老實說,當時七十年代初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出來『砌』(爭取)『休息日』,到我1978年開始參與勞工運動『砌』分娩假,其實是好基本,好卑微的訴求而已。這些勞工的保障相對整個經濟,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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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一片的七十年代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附屬組織,職工盟前身,獨立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七、八十年代的工運裏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張走到工人當中,與勞苦大眾在一起,對工業化的香港社會與工人宣教與提供服務。李卓人在1978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加入工委會。

「七十年代的工運有個特色,就是空白一片。」

「工人覺得工聯會在六七暴動時出賣了他們。工聯會行事要跟隨北京的政治氣候,常改絃易轍,使人無所適從。到1976年,文革尾聲,一天前後北京的政治氣氛就從『支持四人幫打倒鄧小平』轉為『支持鄧小平』,整個意識形態的震盪讓工聯會形象盡失,也使得她在工運方面幾近缺席。」

「另一方面,由於工聯會拒絕進入殖民地的諮詢架構,杯葛整個勞工立法,因此把勞工立法的空間騰出來;同時右派的工團總會開始老化,整個工運空白一片。」

「工委會就是在這個空間下以最少的人手發揮最大的作用,連結勞工團體爭取勞工立法,以及搞工人意識,比如說是辦『工人日報』,到工廠區派發。一旦你開始派發宣傳品,就可介入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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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撃戰」與「陣地戰」

基於人手限制,這種「危機介入」的方式是當年勞工團體組織工人的慣常手法,他們叫這些做「遊撃戰」。

早期的工委會長期只有五到十人做事,更要負責不同範疇。打遊撃的意思是哪裏發生工潮,他們就主動介入,然後搞組織起來。當時工委會搞的組織不是工會,而是勞工小組組織。

「當時很多社工組織開展青少年工作,我們工委會就提議他們辦勞工小組服務職工青年。工委會就連結全港各勞工小組組成聯盟,然後搞行動,爭取工傷法例立法,工業安全等。這樣就有一個外在資源為我們所用。」

然而,「遊撃戰」有其自身的限制。勞工小組的組織力很倚賴跟進小組的社工,一旦社工更替,小組往往無法維持。而且,八十年代起,工業開始轉型,不少工廠倒閉或者北移,勞資關係在議價能力上的懸殊,也讓工委會意識到「陣地戰」的重要性。所謂「陣地戰」,其實即是辦工會。辦工會最大的困難,是資金與人手。

1984年,中英簽定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於1997年移交中國。為此,國際工運對香港獨立於國共兩黨的工會勢力產生關注。1984年「國際食品勞聯」與工委會合作,給予資金援助聘請員工,成立了「工會教育中心」,旨在為不同行業間的工會提供平台及資料交流經驗及合作。

對於這樣的國際援助,《大公報》、《文匯報》時常冠之為「外國勢力」。李卓人不以為然:「老實說,工運應該無國界的,我們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外國勢力』。我是國際工運一分子,與國際工會自然有密切的聯繫。國際工會認為香港是抗衡中共重要之地,我們也要利用他們的援助。」

「工會教育中心」成立,加上各行業陸續出現獨立工會,工委會看到發展工會的潛質,於是把獨立工會,左派工會以及右派工會拉合成立了一個有關工業安全的聯席會議。「當時左派工會之所以願意參與聯席,在於他們自六七暴動後積弱,正在重整江山,要與我們合作,甚至曾經會非常謙虛地說要向我們學習。而右派工會則更不用說,他們已經日漸老化失勢了。」

不過,勞工團體大團結只是短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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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的反撲

1984年,「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前身)把工作方針定為「參與社會事務,爭取合理權益,擴大愛國團結,促進穩定繁榮」,意味着工聯會休養生息足夠,準備在主權移交前積極介入香港勞工事務。

工聯會最重要的反撲出現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勞工界代表的爭奪上。1985年8月,包括工委會在內28個勞工團體和工會發起「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強調港人起草基本法的重要性,為此他們成立了常務小組,協商制定「基本法諮詢委踏會」的7人名單,同意裏面應有不同派別的工會及團體,其中左派佔3名代表,互諒互讓。

然而,在決定會議的前夕,工委會的代表劉千石因過往常激烈參與工潮而被告之要「顧全大局」,左派工會明言不會支持劉千石出任聯席的7人代表。

由於左派工會在後來加入聯席的情況下迅速佔過半數優勢,劉千石自知無法選上,於是與幾個工會紛紛退出選舉與聯席。

「工聯會準備在九七年主權移交的過程中爭奪自己的位置。因此,他們必要與我們對抗。」李卓人這番說話並非虛言。在此次事件後港澳辦公室顧問王魯明接見由左派主導的聯席代表時表明:「現時的政策是為香港的資本家設想,否則資本家不會在香港投資,那麼香港的安定繁榮難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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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曾經的黃金時代

「我們是民主派裏工會的一翼,很清楚要爭取民主,與工聯會不同。」攝:盧翊銘/端傳媒

地區議會開放選舉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然而工委會要到在1995年才由過渡到職工盟的李卓人參選新九組的勞工界別。

李卓人說不參選區議會是因為區議會的運作與勞工團體討論的東西無關,因為勞工組織要處理的矛盾大部分都來自老闆,要在職場而非議會中與老闆抗衡,「而且當時沒有立法局選舉,不能進入議會然後制定勞工法例。」

職工盟成立於1990年,當時的考慮是工會運動屬於工人,不屬教會。李卓人回想,「當教會為工人充權的使命完成了,教會就該退下來。其實當職工盟成立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已經低度運作了。」

至於為什麼要入議會,李卓人的說法是被「新九組」所逼。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後,在當年的首份施政報告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新設九個功能界別。任何在1991年人口普查中報稱從事其中一個行業的在職人士,都會自動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因而選民數目高達106萬,變相使新九組成為直選議席。

「職工盟想保持抗爭純潔性,所以一直不參選,但彭定康搞了個『新九組』出來,我們沒理由把工人的代表性拱手相讓出去,因此新九組某個程度是逼我出山。我們不能讓另外的人代表工會。」結果李卓人循紡織及製衣界別晉入立法局。

李卓人進入立法局後,恰恰處於勞工法例立法的黃金兩年。

「1995到1997年,立法局議員可以就公共事務提出私人法案,加上民主派有機會過半數,我成功提出及制定了不少勞工法例,當中最重要的包括『集體談判權』。這迅速壯大了職工盟,因為職工盟的知名度頓時大大提高,令工人更主動找職工盟協助,這也同時讓大家認同議會工作能配合到街頭的工會抗爭。」

「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規定僱主需要承認擁有15%員工為會員,以及獲得企業內超過50%僱員授權的職工會,與之制定集體談判協議。

可是在主權移交後,這條草案被沒有選民授權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成為了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一條法例。而且,議員的私人法案也被大大限制,不得關涉公共開支及政治體制,若涉及政府政策則須事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如此一來,議會的立法及改善勞工法例保障的功能幾近廢掉。

「是的,」李卓人非常坦白,「現在立法會只能是保持着職工盟維護勞工權益的知名度。我不想把議會說到無能,但議會要有所收成,前提是街頭長年累月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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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安定繁榮?

千禧年後,香港出現兩次比較大型的工潮,一次是2007年的紮鐵工潮,另一次是2013年的碼頭工潮。兩次工潮的共通點,除了是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外,就是都出現了工聯會及職工盟之間的糾纏,前者妥協接受資方安排,批評後者搞事;後者領導工潮,批評前者出賣工人。

「香港的工運面對很多局限的。第一就是有工聯會,他們會拉後腿。」李卓人明言,很多時候因工聯會之故,在同一個行業或公司裏有兩個工會,因此在工潮抗爭上容易分裂。「比如巴士工會爭取加人工,我們堅持訴求打算下午罷工,但早上工聯會已經讓步了,說接受公司的加薪幅度,那麼我們下午的罷工就會弱化很多,人家會說既然已經討論好了,罷工來幹什麼?」

除此以外,在李卓人眼中工聯會的會費極低又不事抗爭,嚴重局限了工運。國際的慣例是每個月百份之一的收入作為會費,但工聯會的會費卻可低至接近60元一年。

「我們工會的會費比他們高幾倍,但在實際上仍然是不足以維持工會運作的。工人會問我們:『有什麼着數(福利)?工聯有二十萬人壽保險。』我們的工會領袖只能夠回應:『你去拿吧,他們的保險死後才能拿取,要搞工會就來職工盟,要拿保險就去工聯會。』」

「八十年代工聯會聽從北京最高指示:『香港要與資本家合作』,甚至到了今天,工聯會亦高舉『安定繁榮』論。每當工人在職場上遇到不合理待遇,工聯會只會對他們說要安定繁榮。」

「這到底是誰的安定繁榮啊?資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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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問題

話雖如此,職工盟之所以能夠從工運裏發展而來,的確「有賴」於工聯會七、八十年代在工運上的白卷。從這個角度看,職工盟與工聯會的關係似乎一直糾纏。

在工聯會以外,今天職工盟面對更重要的局限是青黃不接。相對七、八十年代工人都聚在工廠,今天年輕人從事服務行業居多,較為分散,難以組織起來,而恰恰工運強調的就是組織。

「這就成了職工盟接下來五到十年的挑戰。我們需要在每個工會都培育出年輕的理事,準備接手工會。如果失敗,那麼工會與工運就也勢危。」

「在工運裏,如何可以令年輕人參與組織?」

這是李卓人的問題,也是今天工人運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