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桌與絕食之工運抗爭

三條法例

過去的十年是我一生中活得精彩但又充滿憾事的十年。

在抗議臨時立法會聲中,我們民主派議員莊嚴地離開立法會大樓,開始我們回到街頭抗爭的一年。而我更是旋即在回歸兩周後走到現已拆卸的天星碼頭,開始我的五天絕食抗議行動。我的絕食是臨時立法會所逼出來,臨立會成立的第一項審議的法例,就是凍結在回歸前由我提出並得到通過的三條勞工法例修訂,主要是保障工人參與職工會的權利及工會的代表權、諮詢權、集體談判權的立法。這三條法例是我投身工運多年,為推動工人參與工會及平衡一直一面倒「強資弱勞」的勞資關係,構思出較理想的法律架構。可惜,正因為是要提高工人的談判議價能力,因此變成了資本財團的眼中釘。有外國記者向我訴說,在回歸晚宴衣香鬢影的晚宴中,資本家不顧回歸的重大意義,席間不斷表達對我提出的三條法例的痛恨,怪不得成為臨立會廢法的第一對象。絕食的五天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令我大為感動,並發誓有生之年定要為復法奮鬥一生,死而後已。

不幸的是廢法之後,香港陷入了金融危機及隨後受到沙士肆虐的衝擊。勞資關係出現大逆轉及大倒退,減薪、裁員、減福利、增加工時無日無之。本來,所通過的工會代表權、諮詢權、集體談判權法例正好可以發揮保障工人的效能,但廢法後工人變得任人魚肉而工會只有倚靠自身的抗爭反擊,而未能得到法例上的支援。雖然如此,職工盟為工人在該段時間打了無數場仗,有贏有輸,但始終未能逆轉加工時、減工資的巨浪。

我難以忘記在這段香港經濟衰退的痛苦期,失業工人尊嚴盡喪的無奈表情,被減薪、減福利又被迫接受的憤慨。事實上,在衰退時打工一族首當其衝,即時承受由僱主轉嫁的危機,復蘇時卻是最遲受惠。回歸十年的今天,港人生活質素大不如前,市民有否憶及在香港的法律中曾經寫下一條集體談判權法例?

兩頓飯

在過去十年的工運史中,當然不是毫無寸進。我猶記得二○○二年一個下午,我與董建華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午餐。席間,我建議董建華即時要求房署規定外判商由二更制轉為三更制,便可創造數千個就業機會,紓緩嚴重失業問題。不足兩周,董建華政府宣布指令房署實施三更制。這使我們工時立法運動向前行一小步。我又記得與曾蔭權的一個早餐,他要求我在他最後一個財政預算案投贊成票。我開出的條件是他必須規定政府為外判服務制定最低工資。可惜,他堅拒最低工資,但同意政府外判服務以計分制鼓勵外判商支付較高工資。我那年投下我唯一一次支持他作為財政司長的一票。缺口一開,我們在過兩年後便爭取到政府外判規定最低工資,總算埋下今天邁向立法最低工資的種子。

不過,要數令我最感到興奮的莫過於○三、○四的兩次七一大遊行。我見證了八九年六四前後澎湃激昂的百萬人大遊行。十年後,我又見證港人另一次令全世界、全中國側目的七一大遊行。我感受到人民力量萬歲的成功場面。那次,我們擊退了廿三條立法。○四年的七一則間接逼使董建華腳痛下台。不過,得益者不是人民,因為普選之路仍遙遙無期,換來的卻是「香港仔」曾蔭權的上位,造物弄人真是莫過於此。過去十年,我參與了無數次的工運抗爭,十年來新工會數目增多了近三十個,在工會組織方面,擴張了很多據點,為未來十年的抗爭打下根基。社運方面,經過了七一大遊行的洗禮,不同風格不同議題的社運團體應運而生,可說熱鬧非常。只要大家民間團體更團結而不要搞分化不要搞小圈子的互相攻訐,則肯定可累積更大力量迎接未來挑戰。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未來十年為民主為民生打拼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