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不是洪水猛獸

世上沒有政策是完美無缺,最低工資自然也不例外。一個務實的決策者決不能因為政策可能有些少缺陷而立即反對,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政策會帶來甚麼好處、有甚麼缺點、這些缺點是否可以避免或補救,再權衡利弊,作出取捨。

  特首曾蔭權即將在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交代會否立法實施最低工資,令社會對這課題的討論再次熱鬧起來。商界和右派團體照例群起反對,可是他們的論據總是千篇一律,長於修辭而鮮見實證分析;更甚者,部分反對言論更以虛構數據支持其論點,例如《蘋果日報》的「蘋果批」專欄竟捏造英國推行最低工資後失業人數增加了八十萬的「事實」。面對這些非理性言論,我們只能說一句:往地獄之路是由謊言鋪成。

 

  世上沒有政策是完美無缺,最低工資自然也不例外。一個務實的決策者決不能因為政策可能有些少缺陷而立即反對,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政策會帶來甚麼好處、有甚麼缺點、這些缺點是否可以避免或補救,再權衡利弊,作出取捨。最低工資的優點是顯而易見:改善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估計,倘若香港推行最低工資,並設定為時薪三十元,將會有一成本地僱員(約二十五萬人)可以即時受惠。

 

  至於最低工資的缺點也是耳熟能詳:人為地提高工資水平將會令職位減損。供求定律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相信沒有多少人(包括支持最低工資者)會提出異議。【註一】但關鍵的問題是,可能減少的職位有多少?是否抵銷了最低工資的好處?這是一個實證問題,並非在理論層次可以解答;不過反對最低工資的評論,往往只照抄中學經濟教科書一次,在沒有任何數據支持下,便搬出「糖衣毒藥」、「好心做壞事」等煽情字眼,有意或無意地令人覺得,實行最低工資後大部分低收入工人都會失業。可是,嚴謹的實證研究卻教反對者大失所望。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就業展望》中,分析了二十三項在九○年代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認為至目前為止,有關最低工資對整體就業的影響,最佳的結論是未有結論。經合組織在今年再分析二十一個成員國在一九八二至二○○三年的數據,結果指出最低工資對整體失業率的影響,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註二】

 

  不過多項計量分析都發現,最低工資對二十歲以下青少年的就業率有輕微的影響,大概是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一成,青少年的在職人數將下跌百分之一至三,在香港來說,這相當於四百至一千二百個職位,從任何角度看,都不可能是洪水猛獸吧!再者,這些負面影響往往可以透過另定較低的工資水平、設立青少年就業或學徒計劃,以及加強職業培訓得以抵銷。

 

  要注意的是,上文提及的實證研究是將最低工資和其他影響就業的因素分開作獨立分析,但在現實世界中,不同政策是互相緊扣、互相影響,因此近年的研究多傾向以不同的政策組合作為研究對象。就此,荷蘭的經驗值得一提。八○年代以前,當地的最低工資制度是定期按通脹率調整,而勞資雙方的工資談判策略,亦以不低於最低工資調整幅度作為談判基礎,再加上失業援助、傷病津貼、退休金等社會保障,亦是與最低工資水平掛?,結果形成「一闊三大」的格局,當外向型的荷蘭經濟在七○年代遇上外來衝擊,導致工資、通脹、財赤同時暴升的惡性循環。有論者認為,最低工資之所以「惡名昭彰」,其實是因此而來。部分人將「荷蘭病」的成因全推在最低工資雖是誤中副車,但無論怎樣,這個教訓很值得我們引以為鑑。

 

  雖有失敗的故事,但近年亦有不少成功推行最低工資的例子,英國就是一例。當地在一九九九年實施最低工資和其他扶貧措施後,令大約一百萬人脫貧,而無論是宏觀就業數據抑或是計量分析,都沒有證據顯示最低工資對就業構成負面影響。總結英國的經驗,有三點值得我們借鏡:一、在實施初期訂立一個較低的工資水平,以減低可能出現的震盪;二、調整機制不與通脹或其他經濟指標掛?,並由獨立的委員會監察勞動市場狀況後作出建議;三、不能單靠最低工資或在職家庭津貼解決在職貧窮問題,兩者必須同時推行,以收相輔相成之效。事實上,經合組織的研究亦有相同結論,並明確指出如果只有在職補貼(類似香港的低收入綜援)而沒有最低工資,公帑最終只會落入僱主的口袋。

 

  總括而言,在港推行最低工資,可即時改善二十五萬低收入工人的生活,外國經驗亦顯示,只要推行得宜,最低工資可有效解決在職貧窮問題而沒有嚴重的負面影響。況且,本地的低收入職位集中在清潔、飲食、保安、個人服務等行業,不易遷往內地,反對勞工法例的「百搭」理由亦不適用。權衡利弊,特首實無理由再對最低工資說不。

 

【註一】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中,其中一個爭論點是現實世界的工資水平,是否理論上的市場均衡水平,例如會否在某些行業、工種或地區出現「買家市場」的情況,但正反雙方都沒有推翻供求定律。

 

【註二】雖然部分反對最低工資的評論亦有提及外國的實證分析,但對研究結果卻交代得語焉不詳,常見問題包括:一、沒有清楚表示研究的結論是指整體抑或個別組別的就業情況;二、沒有明確指出「重大」影響是指統計學上顯著(即有關觀察不是隨機出現),還是指影響的強度,因此重大可以是指輕微但統計學上顯著。順帶一提,知名經濟學者雷鼎鳴教授在十月六日《信報》的一篇文章,亦有「隱善揚惡」之嫌。作者指Card & Krueger一九九四年研究所用的數據不可靠,並引用Neumark & Wascher一九九五年利用出糧紀錄所作的研究駁斥。不過,文章卻沒有指出,後者所用的數據是由僱主團體贊助的智庫Employment Policies Institute以電話訪問形式搜集,並非白紙黑字的正式紀錄,而且受訪者事先知道數據是用來反駁Card & Krueger的研究。更重要的是,Card & Krueger其後利用官方統計數字再作分析,結論是最低工資對快餐業的就業沒有影響,Neumark & Wascher檢視有關數據後,亦得出類似結論,詳見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5): 1362 – 420。